由于盜擾嚴重,隨葬品中僅殘留5件升鼎,但別的器類完備,說明墓主人是一位地位顯赫的楚國最高級貴族。因青銅器銹蝕較重,多數(shù)銘文未清出。從已基本清出的方壺、編鐘、浴缶上的部分銘文看,已出現(xiàn)了“吳土”、“竟孫”、“曾侯”字樣,說明墓主人和吳國、曾國均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同國家的重要人物都在銘文里出現(xiàn),能夠起到很好的補史、證史作用。
不斷修復的過程中,對墓中器物銘文的研究一直在持續(xù),器物中帶銘物者共有三十八件。“文物有級差,如果帶銘文尤其是重要銘文的,會身價倍增。這些銘文字體優(yōu)美,篇幅長短不一,有三四十個字的器物也不少。鳥篆體的錯金銘文很多。”馬俊才說。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馬俊才提出一個想法:“根據(jù)一些銘文的推測,墓主人是楚國最高級的貴族,或許是楚王室一員,與楚平王有極密切關系,可能是楚平王之孫。”
馬俊才說:“如果是,也可以回答為什么這個墓主人要這么煞費苦心地防盜了,吸取祖輩的教訓嘛。”
伍子胥“掘墓鞭尸”,是中國盜墓史上最著名的掘墓事件之一,故事中的倒霉蛋,就是楚平王。
《史記》記載,楚平王信用奸臣,逼太子建出亡,殺害直臣伍奢及其子伍尚,伍奢另一子伍員即伍子胥被迫流亡國外。楚平王死后,楚昭王立,伍子胥率吳軍伐楚,擊敗楚軍主力,占領楚都郢。“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掘墓鞭尸”,被看作極端徹底的復仇行為。申包胥對他有“無天道之極”的指責,伍子胥似乎無言以辯,只能以“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為解。只是后世人的道德尺度,又有所不同,甚至多取贊許態(tài)度,對他作正義的判斷。
敦煌出土的《伍子胥變文》中,對于掘墓的情節(jié),有著具體的描述:
昭王棄城而走,遂被仵相擒身,返縛昭王。“你父墳陵,今在何處?”昭王啟子胥曰:“我父平王,已從物化,負君之罪,命處黃泉,事既相當,身從臠割,父罪子替,何用尸。空埧斐鹦,任從斧越。”昭王被考,吃苦不前,忍痛不勝,遂即道父墓所。子胥捉得魏陵(當年陷害伍氏父子的奸臣),剜取心肝,萬斬一身,并誅九族。子胥喚昭王曰:“我父被殺,棄擲深江。”遂乃偃息停流,取得平王骸骨,并魏陵、昭王,并悉總取心肝,行至江邊,以祭父兄……子胥祭了,發(fā)聲大哭,感得日月無光,江河湯沸。忽即云昏霧暗,地動山摧……子胥祭了,自把劍結恨之深,重斬平王白骨,其骨隨劍血流,狀似屠羊。取火燒之,當風作微塵。即捉劍斬昭王,作其百段,擲著江中,魚鱉食之,還同我父。
如此可怕的復仇行為,唐代名詩人元稹《楚歌十首》中寫道:“平王漸昏惑,無極轉承恩。子建猶相貳,伍奢安能存?生居宮雉關,死葬寢園尊。豈料奔吳士,鞭尸郢市門。”批判平王糊涂,對伍子胥并無什么譴責。
對墓中尸骨象征性戮辱的情形,《史記》中記載燕齊戰(zhàn)爭中,齊人田單守即墨城時使“反間計”,傳消息給圍城的燕國人說:“我們最怕你們掘我們的祖墳,燒我們的先人。大家會非常寒心的。”燕國人果然這樣做了,守城的齊人從城上看見,皆痛哭,怒火萬丈,都發(fā)誓要與燕人死磕到底。
這招“反間計”,做法不免“詭毒”,但可說明掘墓作為一種軍事行為的情形,以及這種行為對當時軍人的“特殊作用”。
因為對郭莊楚墓器物銘文的研究仍在進行中,短時間內墓主人身份不能得到確證。但馬俊才很肯定地說:“目前專家們能夠得到的共識是,墓主人是春秋晚期戰(zhàn)國早期,楚國最高級貴族。”
即便不是楚平王之孫,墓主人也是和楚王室有極密切關系之人,一定清楚楚平王被“掘墓鞭尸”的慘痛下場,這對于他修筑自己的身后之所,顯然有所影響。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一個楚國的高級貴族,為什么會在這兒有個墓呢?這個墓不是孤零零存在,它的周圍,是一個相當龐大而密集的楚墓群,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郭莊楚墓一號墓主棺底層散落的玉貝海貝瑪瑙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