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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變法和士大夫?qū)W法熱潮

    王安石，臨川人（今江西省東鄉(xiāng)縣上池自然村人)，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慶歷二年（1042年）登進士第，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王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當時的宋朝，內(nèi)部冗官冗兵、積貧積弱，外部列強環(huán)伺、割土納貢。熙寧初，王安石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改革的措施主要目的是保障民生，打擊大地主，集中財富，富國強兵。這些措施肯定會觸犯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另外，王安石也具有自身的弱點：一是急于求成，一些措施不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甚至實施效果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二是王安石自視清高，剛愎自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xù)執(zhí)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xù)執(zhí)行新法。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愛子病逝，王安石辭官退隱金陵。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馬光執(zhí)政，盡廢新法，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繼續(xù)變法，前后歷時9年。支持變法者被稱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開始了沒完沒了的黨爭。

    在王安石變法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支持變法還是反對變法的官員們，其法律素質(zhì)都是很高的。當時發(fā)生了一件著名的案例“阿云之獄”，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派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另一派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牽涉其中，他們的論辯充分展示了學法用法之風的昌盛。

    其原因，第一是當時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持“唐宋社會變革論”的學者們認為宋朝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宋朝相當于中國的“文藝復興”，經(jīng)濟的發(fā)展必然伴隨著權(quán)利意識的增強和權(quán)利保護措施的完善；第二則是統(tǒng)治集團，特別是宋朝皇帝對法律尤其重視。宋太祖認為：“王者禁人為非，莫先法令。”宋太宗認為：“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茍能讀之，益人知識。”宋仁宗認為：“法制立，然后萬事有經(jīng)，而治道可必。”由于皇帝的重視，宋代十分看重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試。宋代沿襲唐代的做法，國子監(jiān)下設國子學、太學和律學等，而律學館教授增多到四員，且入學者不以品官子弟為限，各地舉人也要入館習律，入學門檻明顯放低，教育對象相對更加廣泛。法律考試有明法科、明法新科、刑法試等。宋承唐制，科舉考試包括明法科，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詔規(guī)定各道選拔司法參軍“皆以律書試判”。王安石變法取消明法科，改設明法新科，有兩大變化：一是取消經(jīng)、疏內(nèi)容，而改試律令、《宋刑統(tǒng)》和斷案；二是明法科超過了進士科的地位，“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刑法試又稱“試法官”、“試刑法官”、“試刑名”、“試斷案”等，由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機構(gòu)主持，京朝官、州縣幕府官等參加，考試內(nèi)容依然是律令大義和斷案兩種。

    在宋朝統(tǒng)治者的倡導下，士大夫?qū)W律令蔚然成風。蘇軾曾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通吏事，曉法律”成為宋朝士大夫的自覺要求。因此，宋朝司法官員的人文素養(yǎng)和法律知識素養(yǎng)大為提高。

    清官酷吏田文鏡督撫河南

    據(jù)《清史稿》記載：田文鏡，初屬漢軍正藍旗。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生，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以監(jiān)生授福建長樂縣丞”，久淹州縣不見提拔。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命祭告華岳”，當年山西大旱，而山西巡撫隱匿不報，田文鏡回京“備言山西荒歉狀”，“上嘉其直言無隱，令往山西賑平定等諸州縣，即命署山西布政使”。“二年，調(diào)河南，旋命署巡撫”。“五年，授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文鏡初隸正藍旗，命抬入正黃旗”。“六年，上褒文鏡公正廉明，授河南山東總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八年兼北河總督。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這一年山東、河南水災，田文鏡隱匿不報，引來雍正帝不快，田文鏡于雍正九年“以病乞休”，“命解任還京師”。“十年，復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賜祭葬，謚端肅。命河南省城立專祠。又以河道總督王士俊疏請，祀河南賢良祠”。

    雍正帝“所最稱許者”就是鄂爾泰、李衛(wèi)和田文鏡3位。但是，田文鏡在當時就是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雍正帝曾讓兩江總督尹繼善學此3人，尹繼善回答說：“李衛(wèi)，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可見，田文鏡在當時就以苛刻聞名。乾隆帝曾頒上諭說：“鄂爾泰、田文鏡、李衛(wèi)皆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文鏡不及衛(wèi)，衛(wèi)又不及鄂爾泰。”可見，3人當中，對田文鏡的評價最低。

    田文鏡為政的特點主要有：第一，“上褒文鏡公正廉明”。田文鏡做了近10年的封疆大吏，家境卻還是極為貧寒，子女親屬幾乎都是布衣，其清廉是為大家所公認的。第二，“文鏡故有吏才，清釐積牘，剔除宿弊，吏治為一新”。我們知道，封建政治到了清朝已經(jīng)病入膏肓，官員怠于行政，文件陳陳相因；縉紳地主隱匿土地，錢糧虧欠多年不交；官員和胥吏們搜刮民財，官場陳規(guī)陋習積重難返。而田文鏡一方面“清釐積牘”，把經(jīng)年累月的公文辦結(jié)并存檔；另一方面“剔除宿弊”，追繳錢糧，丈量土地，推行“攤丁入畝”新法，實行官紳一例輸將、一體當差，打擊縉紳的違法亂紀行為，火耗歸公，嚴懲官員胥吏，的懈怠和貪腐行為。第三，就是屢受指責的“以嚴厲刻深為治”。其實很大的因素是田文鏡的改革行為破壞了官場的“潛規(guī)則”，損害了官員、胥吏、縉紳們偷懶、貪腐的既得利益，有一些人甚至被免職或者判刑，遭致他們的仇恨。但是，田文鏡做事不講方法、手段毒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比如，對官員要求太過嚴格，“督諸州縣清逋賦，辟荒田，期會促迫。諸州縣稍不中程，譴謫立至。尤惡科目儒緩，小忤意，輒劾罷”。再比如，以嚴刻的手段向百姓追繳錢糧，丈量土地，推行“攤丁入畝”新法，甚至造成百姓豐年逃難，乾隆帝上諭曾說：“河南自田文鏡為督撫，苛刻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我們今天仍能在開封尋到田文鏡的遺跡。河南貢院原在今天的龍亭公園一帶，后來由于貢院四周常年積水，雍正九年(公元1731)院址遷往開封城東北隅今河南大學一帶。今天貢院建筑已經(jīng)不存在了，河南大學校園內(nèi)保留有兩通貢院碑，其中一通為立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的《改建河南貢院記》，即是田文鏡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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