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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憑借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造就了高起點的古代音樂文化形態(tài)，創(chuàng)造了氣象萬千的古代音樂文化形式，形成了具有歷史連續(xù)性傳承的古代音樂文化系統(tǒng)，尤其兩周、兩漢、隋唐時期，更以其卓越的表現(xiàn)矗立起一座又一座古代音樂藝術的高峰。

　　兩周時期是洛陽古代音樂文化的第一個高峰。以禮樂制度為核心的周文化使洛陽古代音樂真正開始形成一個有代表性的系統(tǒng)，被納入禮樂制度的音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文化地位，成為王權制度的形象化展現(xiàn)。如近代在洛陽兩周遺址中屢屢出現(xiàn)的大量青銅編鐘、編镈及諸多的編磬，作為三千年前禮樂制度精神的物質代表，典型地展示出周代禮樂文化的歷史力量。周公在洛邑王城的“制禮作樂”將樂舞與政治和倫理的結合推向了極致，不僅建立了等級分明的禮樂制度，而且為禮樂制的實施設置了歷史上第一個完備的音樂機構，創(chuàng)始并完善了以《六代樂舞》為內容的宮廷雅樂體系，完成了原始樂舞到宮廷樂舞的演化，從而將中國古代奴隸制音樂的發(fā)展推向了頂峰，并對中國后世幾千年封建制度和音樂文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兩漢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發(fā)展時期，深刻的社會變革使傳統(tǒng)音樂的地位和形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同時也使洛陽古代音樂文化迎來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新時代。通過對先秦樂舞進行汲取與繼承，對四夷文化進行借鑒與融匯，氣勢宏大的漢代音樂創(chuàng)造出了異彩紛呈的新的音樂形式，形成了恢宏浪漫、雄闊渾樸、自由率真的藝術風格，取得了輝煌的音樂文化成就，成為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這一時期，都城洛陽樂事隆盛，匯合了歌舞雜樂、角抵、雜技、幻術等多種藝術形式的樂舞百戲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后漢書》記載：東漢時，每年初一皇帝在接受朝臣和蠻、貊、胡、羌等少數民族的朝貢時，都要在德陽殿前作“九賓三樂”，鐘鼓交作、管弦齊鳴、聲勢浩大、豐富多彩的樂舞，場面十分壯觀。班固的《東都賦》中就曾記錄了四夷樂舞齊集洛陽的盛況，張衡的《二京賦》、李尤的《平樂觀賦》更是將當時場面宏大、種類繁多、千姿百態(tài)、驚險優(yōu)美的百戲演出描繪得淋漓盡致。而洛陽漢代古城遺址出土的大量墓室壁畫和漢代百戲樂舞俑，則更加真實地再現(xiàn)了漢代百戲樂舞的綺麗華美、爛漫奇異，更加充分展現(xiàn)了洛陽綿延四百余年的樂舞風韻，更加集中體現(xiàn)了漢代音樂雅俗交融、兼收并蓄的時代精神。

　　隋唐時期是洛陽古代音樂文化發(fā)展的第三個黃金時代。當時，由于洛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無論是宮廷燕樂、民間俗樂還是宗教音樂，都統(tǒng)統(tǒng)匯聚到洛陽隋唐音樂文化的壯闊景觀之中。其中，宮廷燕樂代表了隋唐音樂藝術的最高成就。據歷史記載，隋煬帝定都洛陽后，大力恢復教坊音樂，并改“七部樂”為“九部樂”；至唐代，“十部樂”以海納四方的形式，建立起一個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絕無僅有的宏大的樂舞體系和宮廷音樂體制，同時也體現(xiàn)出超越兩漢樂舞的宏大氣象。另外，唐太宗在洛陽曾作《上元樂》；武則天在洛陽稱帝，作有頗具規(guī)模的《圣壽樂》、《長壽樂》和《鳥歌萬歲樂》等多部樂舞；而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則更是達到了唐代浪漫主義樂舞作品的頂峰。隋唐燕樂以其形式之多、種類之繁、分類之細、內容之全、技藝之高、風格之新、氣魄之大取得了令人驚喜的巨大成就，而這一切在洛陽隋唐遺址出土的大量音樂文物中均得到了最為切實的體現(xiàn)。無論是絢麗多彩的唐代樂舞陶俑，還是詩意盎然的樂舞雕磚，無論是品位高雅的樂舞銅鏡，還是駭世驚俗的龍門石窟藝術雕塑中存留下來的樂舞圖像，都充分展示著隋唐樂舞輝煌的歷史，折射出洛陽隋唐音樂文化的空前盛況。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qū)，數千年來樂舞煌煌，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發(fā)展的重要歷史舞臺。洛陽的古代音樂文化作為中華藝術的瑰寶，不僅以輝煌的業(yè)績成為了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光輝典范，更以其博大精深的淵厚內涵不斷對后世產生著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