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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服飾和其他階級社會時期的服飾一樣具有強烈的政治功能，即首先起“嚴內(nèi)外，辨親疏”的作用，各個階層的服飾在式樣、色彩及佩戴物上都有不同規(guī)定，以示其身份不同，這是封建階級社會服飾的共同特征。歷代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對民間服飾一般都是采取限制政策，有嚴格的穿著標準，不能僭越，所以民間服飾多是單調(diào)呆板，極難體現(xiàn)時代變化的特點。但宋代民服有本身的顯著特點，這是由于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轉(zhuǎn)折時期，生產(chǎn)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農(nóng)村中有人身自由的農(nóng)戶增多，他們的衣著體現(xiàn)了較大的自由性；城市工商業(yè)經(jīng)濟的繁榮昌盛，出現(xiàn)了大量的獨立工商業(yè)者，在從事各行業(yè)的經(jīng)營中形成了服飾穿著上的“百工百衣”現(xiàn)象，使路人望而知之；宋代實行的“右文”政策促使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崛起，他們的審美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也影響到服飾美學。在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宋代民服文化呈現(xiàn)出了別樣面貌。
    一、宋代農(nóng)民服飾
    宋政權建立后，封建生產(chǎn)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自耕農(nóng)大大減少而佃農(nóng)卻大量增加，佃農(nóng)和地主的關系不是人身依附關系而只是租佃關系，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由于宋代實行募兵制和力役減輕政策，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積極性。另外，由于宋政府對外納貢中的茶葉、布帛、糧食等物，還要來自于農(nóng)業(yè)，所以國家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也很重視。當時州縣 從該時期的畫作及壁畫來看，當時農(nóng)民的著裝總體面貌是身穿傳統(tǒng)的短衣，頭上巾裹無定式。如南宋《耕織圖》中的農(nóng)民，頭上纏裹巾子，兩男子身著對襟短衣，在胸或腰間結系，另一男子上穿背心；均下穿短裈，赤足。女子則頭纏薄質(zhì)紗羅，齊膝短衣，著裈，赤足。農(nóng)民衣著短衣當然是為了便于勞作，這也是沿襲舊的社會習俗，從古以來農(nóng)民處于社會底層，經(jīng)濟的限制使得衣著變化不大，或者說是緩慢的，時代氣息不濃厚。
    從宋代畫作及壁畫來看，當時農(nóng)民的服飾品種有：
    短褐，是用粗布或麻布做成的短上衣，袖窄小，里面或有棉絮，為冬裝。
    短衫，夏季穿著。對襟或斜襟，單或夾，齊腰或至膝。南方農(nóng)民一年四季都著此服。
    缺袴衫，圓領斜襟，在衫的袴部開衩，是唐時缺袴衫的遺續(xù)。為便于勞作，常把衣角系于腰部。
    背心，無袖之衣，源于兩當，也稱“半背”、“背心”。男女均穿，有單、夾、綿之分。
    裈，下衣有短裈，是一種半長褲，合襠之褲，夏季穿著。
    巾，男子頭部一般裹巾，系結草率無式樣，或束髻露頂，或戴幞頭。
    鞋，農(nóng)夫足下多為麻鞋或草鞋，有的穿靴，下田勞作時多赤足。
    農(nóng)村婦女衣著簡單，頭上披蓋頭，身著短衣，下著褲或裙。
    蓋頭，婦女頭上流行裹“蓋頭”，多用薄紗羅作成。“宋元時，即或是田家農(nóng)婦，下田勞動或生產(chǎn)，都不離頭上。”宋《耕織圖》及南宋李嵩《貨郎圖》中婦女都是裹有蓋頭的。有的婦女則是梳椎髻直露于外而不施巾，見于四川大足石刻的養(yǎng)雞婦女，即是椎髻、交領衣、長裙的打扮，為宋時農(nóng)婦的一般穿戴，具有普遍性。
    裙，農(nóng)村婦女裙色以青、祿等暗色為多。
    農(nóng)村女子不受纏足習俗的限制，多為天足，穿平頭、圓頭鞋或蒲草鞋。
    至于服飾的色彩，從遺存下來的畫作中難以判定，但據(jù)《宋史·輿服志》載太平興國七年詔令：“舊制，庶人服白。今請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通許服皂。 ”可知農(nóng)民服色不外黑白二色。
    二、工商業(yè)者和一般士庶的衣飾
    宋朝由于受到周邊游牧民族建立政權的威脅和騷擾，一直處于憂患之中。有宋一代，歲貢一直是國家的大負擔，加上軍隊和官員的龐大開支，宋的財政總是處于吃緊狀況中。在此情況下，統(tǒng)治者只好對內(nèi)搜尋錢財，但宋的版圖并不廣大，如依舊制，對農(nóng)業(yè)國中的“小自耕農(nóng)”來征收絹稅，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另辟蹊徑。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大力發(fā)展工商業(yè)，以此來帶動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即封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體不再依靠農(nóng)業(yè)，而是轉(zhuǎn)為工商業(yè)。
     宋代逐漸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許商人在街道上經(jīng)商，可隨處開設商鋪，工商業(yè)迅猛發(fā)展起來，其表現(xiàn)形式是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和數(shù)量的增加，出現(xiàn)了城市經(jīng)濟的繁榮，北宋都城東京和南宋都城臨安都是當時重要的工商業(yè)大都會，工商業(yè)者已成為城市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促使了庶民中部分人的富裕，他們開始追求華麗的衣著，出現(xiàn)了統(tǒng)治階級所謂的“踰僭”現(xiàn)象，朝廷一再頒布法令對這種現(xiàn)象進行制止。宋廷頒布此類禁令目的是為了自己的統(tǒng)治，維護服飾等級制不受侵犯，從而做到“俾閭閻之卑，不得與尊者同榮；倡優(yōu)之賤，不得與貴者并麗。”因此當時的工商行人，各有本行特定式樣，限制相當嚴格，不敢越外，令人一望而知，從而形成了“百工百衣”現(xiàn)象，為服飾文化增添了新內(nèi)容�！稏|京夢華錄》記載當時都城東京各行人士的著裝情況，“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磁缸子”。“街坊婦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綰危髻，為酒客換湯斟酒。” “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于乞丐者，亦有規(guī)格，稍似懈怠，眾所不容。其士農(nóng)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zhì)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各等級媒婆“上等戴蓋頭，著紫背子，說官親宮院恩澤。中等戴冠子，黃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涼傘兒，皆兩人同行。”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八也記京城杭城風俗蓋學汴京氣象，“士農(nóng)工商、諸行百戶衣巾裝著，皆有等差，香鋪人頂帽披背子，質(zhì)庫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帶，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宣和遺事》也記載有關于北宋東京各階層人民的衣著，如紈褲子弟為“丫頂背，帶頭巾，窣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銷金裹肚”。秀才儒生為“把一領皂褙穿著，上面著一領紫道服，系一領紅絲紫呂公絳，頭戴唐巾，腳下穿一雙烏靴”。寺僧行童為“黑色布衣”，道士裝為“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至于貧下之人，也賣青布幅巾赴齋”。巡兵“腿系著粗布行纏，身穿著鴉青納襖。輕弓短箭，手執(zhí)著悶棍，腰掛著钚刀。”從這此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宋時由于身份職業(yè)的不同，在衣著裝束上有鮮明的特征，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可以大多找到他們的身影。
    衫，沒有袖頭的單質(zhì)上衣，有短衫和長衫之分。短衫，一般穿于內(nèi)或勞動者穿于外，長衫有涼衫、紫衫等品種，男女均可穿于外。
    袍，有表里，衣長至足；袖有寬、窄兩種，寬袖者為有身份人穿著，工商業(yè)者所穿為窄袖。上層社會未官者以白色帛為面，稱“白袍”，下層庶民百姓則穿布袍。
    背子，從隋唐時短袖式罩衣流傳而來，宋時加以改進而變?yōu)殚L袖，有斜領和圓領之別；袖有寬窄兩式；腋下開胯，腰間束絲帶，襟、腋、背皆綴帶，以系勒帛，后去勒帛。背子長至足，其長度依穿著者身份而有差別，一般是身份愈高者長度愈長。
    襖，冬季多穿有襖，長至膝間，為御寒之服。
    褲，下衣為褲，穿于袍衫之內(nèi)或地位低下之人直接穿于外。
    鞋，男子的鞋履為布鞋、蒲鞋、靴、草鞋等，還有的腿上打有行纏。女子有布鞋，一般天足。
    三、貴婦服飾
    宋時上層貴族婦女及富商大賈的眷屬衣著華麗講究。我們從《瑤臺步月圖》及《中國歷代名畫集》中所繪的貴婦衣著可見一斑。貴婦身著對襟背子、裙，頭戴冠子，領間戴有“領抹”。顯示出華貴之氣。圖中的背子皆是長至膝下，和地位低下婦女所穿有明顯不同。下裳多為折裥長裙上有彩繪、染纈或銷金刺繡等裝飾，色彩以黃為貴，并常在裙外腰間圍一幅圍腰，色彩以鵝黃為沿，俗稱“腰上黃”。裙內(nèi)穿褲，與外穿之褲不同，是不合襠的開片褲，福州南宋黃升墓出土有實物。“領抹”就是“直披”，是貴族婦女沒有得到誥封但為表明其貴族身份的一種裝飾。上層貴族婦女的冠飾沿襲了五代以來的高冠習俗。
    宋時上層婦女中出現(xiàn)了纏足習俗，直接影響了女子的鞋具。纏足女子的鞋樣小而尖翹，多做成弓狀，所以稱為翹頭“弓鞋”。南宋黃升墓及浙江蘭溪密山南麓潘慈明夫婦墓中都有實物出土。
    宋時婦女服飾色彩受當時哲學思想的影響以淡雅色調(diào)為主。兩宋時期的統(tǒng)治思想是理學，在服裝上的反映就是趨于拘謹和保守，色彩上亦一反唐時的濃艷和鮮麗，打破中國傳統(tǒng)的以紅、紫、藍、綠等濃艷色為主的習俗，而多采用淡雅恬靜的間色，如鵝黃、粉紅、淡青、素白、淺綠等色。整體上給人一種清新素雅，煥然一新的感覺。
    四、文人服飾
    宋代是文人政治的時代。“興文教，抑武事”，大量選拔文人擔任要職，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隨著文人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也就不可避免地對服飾文化產(chǎn)生影響，文人的服飾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社會階層、具有時代特征的代表其文人身份的服飾文化。
    宋時文人衣著總體風格為寬大的長衣，強調(diào)突出穿著者的個性化，據(jù)身份的不同也有標識性衣著。從流傳下來的宋人畫像可知有以下類別：
    褐衣，長而寬大，下長至踝，多為白色，領、袖和裾邊用黑色緣邊。多為文人隱士或道家之人所服，明代李士達《西園雅集圖》中的米芾、蘇東坡和秦少游皆穿此服。
    襕衫，文人常用之服。用白細布做成的長衣，圓領大袖，腰部有襞積，衣裾處施襕。為進士及國子生、州縣生所用，也即是還未走入仕途的文人之服；入仕后則服有色衣。有的衫衣不施橫襕，稱之為直掇，是文人隱士居家的輕便服裝。
    道衣，道衣為斜領右衽相交的大袖長衣，四周以黑布緣邊，有的也以茶褐色布為之。文人常服此衣。
    鶴氅，是文人常用服裝。形制為對襟，衣袖寬大，下長曳地，多作外衣披于身，身份地位高的文人多用鶴羽捻線制作，故稱為鶴氅，或叫羽衣。趙佶《聽琴圖》中男子和《蘇長公像》中的蘇東坡都穿此衣。一般文人隱士多用布制作。
    背子，文人服長背子，多在領袖部緣邊，作為小禮服來穿用于衫外，顯得高貴文雅。
    衫，南宋之后，文人的裝束有所改變，衣裝主要以衫為主�！端问�·輿服志》：“中興士大夫之服大抵因東都之舊而其后稍變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涼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其中深衣、帽衫和襕衫為舊制外，另為南宋文人所獨有。紫衫是一種紫色的缺袴衫，隨唐時為武士服，北宋用作軍校之服，南宋時因戰(zhàn)事頻繁，文人也多著之“以應便戎事”。涼衫，因以白色纻羅制成，也稱為“白衫”，為南宋士人的便服，因其形制簡便，也用于祭祀、交際及禮見。后因“純素可憎，有似兇服。”于是禁服，只是在居喪時可以服用。
    頭巾，宋時文人以裹巾為雅，所以也創(chuàng)造了多種樣式，有“東坡巾”、“程子巾”、“山谷巾”、“高士巾”、“逍遙巾”等巾式，多是以人物、景物名或是以含意來命名。其中最為流行的為“東坡巾”，是一種硬裹的高式巾。巾子以烏紗制成高聳的長方形，雙層，項高檐短，形如直桶。戴時梭角正對前額正中。相傳此巾為蘇東坡所創(chuàng)，故名。明王圻《三才圖會·衣服一》記述此巾：“東坡巾，巾有四墻，墻外有重墻，比內(nèi)墻少殺。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著之則有角界在兩眉間。以老坡所服，故名，嘗見其畫像，至今冠服猶爾。”可見明代仍服此巾。除巾外，文人也戴帽，從唐時流傳下來的烏紗帽此時是文人儒生的常戴。
    宋時文人的衣著色彩和當時文人倡導的思想意識有關，多采用黑白二色，特別是白色更為流行，一般多在領、袖、裾等處以黑色緣邊，禮服多以皂色為主。
    宋代民服整體的面貌是簡練純樸、潔凈自然，不過分追求奢華。一反唐時服裝的濃艷和華麗，自由和開放。在女裝表現(xiàn)的尤其明顯，如再也不見唐時大袖、低胸的紗衣衫裙裝，而是普遍穿著合領窄袖的背子或半臂，下裳多為瘦長多裥的百褶長裙，整體風格偏于瘦長。女子也不再穿著男服，而是各階層女子有固定的服樣。總之整個社會形成了簡樸淡雅恬靜風氣，袁采在《世苑》中講女子的服飾要“惟務潔凈，尤不可異眾。”政府部門一再對服飾三令五申，“務從簡樸”， “不得奢僭”�！端问�·輿服志》載：“紹興五年，高宗謂輔臣曰：‘金翠為婦人服飾，不惟靡貨害物，而侈靡之習，實關風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許入宮門，今無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盡革，宜申嚴禁，仍定銷金采捕金翠罪賞格。’”寧宗嘉泰年間“以宮中金翠燔之通衢，貴近之家犯者必罰。”宋廷的這些禁令主要是針對富商大賈和官宦之家，宮中用物還是奢靡豪華，但對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是巨大的，宋代和其它朝代相比服飾確實要簡樸得多。
     宋代民服文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文人氣息比較濃厚。宋時的文人政治使得文人的思想意識深深地影響了社會美學觀念，使得各領域美的標準如當時的文人畫一樣趨于淡雅疏彩。在服飾上表現(xiàn)為款式的簡練和色彩的恬淡，不事雕琢，主要表現(xiàn)的是一種神韻。如文人的衣著多是長袍大袖，腰束絲帶，頭戴各具特色的巾子，豁達飄逸；色彩也多為黑白二色搭配或淡色衣裝；這種服飾標準影響至元明時期，以至于成為中國文人的代表性裝束。在女裝上的表現(xiàn)為簡潔背子和長裙的普遍穿著及色彩上多使用間色。宋代詩詞中多有吟詠女子淡裝的詞句，如蘇軾《于潛女》中：“青裙縞袂于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陸游《村女》有“白襦女兒系青裙”句，多是反映女子服色的淺淡柔和之美，這種淺淡柔和色彩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成為仕女裝的主流。
    總之，宋代民服上承漢唐華服之遺韻，又較多地注入了時代元素，改變了唐代服飾的華貴氣勢而趨于平淡和簡樸，使之更具有了平民意識。各具特色的工商業(yè)者服飾、文人裝及仕女裝都成為了元明清時期漢人著裝的典范，成為在異族統(tǒng)治時期漢人思想上的一種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