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呂氏家族，歷經(jīng)明清兩代，出過7個進士，綿延興盛200多年，清代詩人楊淮選編《中州詩鈔》稱：“新安呂氏為中原望族，甲于全豫。”至今，新安縣鐵門鎮(zhèn)薛村仍有呂氏老宅，縣內(nèi)還有呂家大山、夢月巖祠堂等遺跡。
呂維祺去世三年后，明朝滅亡，封建王朝翻開新的一頁。新安呂氏家族如大廈傾塌，辛苦創(chuàng)立的家業(yè)也隨之毀于戰(zhàn)火中。然而，隨著清朝統(tǒng)治的建立，呂氏家族的名望不僅沒有因改朝換代而消失，而且進行了再造，并得到清廷的扶持，最終大放異彩。
1 呂維祮“亦抗節(jié)死”
與北宋理學大家程顥、程頤一樣，呂維祺與其弟呂維祮同樣致力于理學研究，被時人視為“二程”。
與呂維祺獲得的生前身后名相比，呂維祮是一個被遮蔽的人。據(jù)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王永寬考證，呂維祺之父呂孔學原配孟氏生二子，長子即呂維祺，次子名維祮；繼室田氏生呂維禔（zhī）。
呂維祮，字泰孺，由貢生選為山西樂平知縣。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呂維祺被李自成殺害不久，解職歸家的呂維祮“亦抗節(jié)死”。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呂維祺仕途終結(jié)后定居洛陽，此時，呂維祮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呂維禔均住在新安縣。出于對理學的喜愛，呂維祮一直跟隨呂維祺講授理學，且頗有成就。
民國《新安縣志》（藝文卷）記載，呂維祮與呂維祺合著有《切法正指》一卷，此外，呂維祮還自撰有《孝經(jīng)翼》一卷。
李自成帶來的社會動亂導致新安呂氏家族頃刻間家破人亡，呂氏族人四散逃命。從呂維祺的孫子呂履恒《冶古堂文集》卷五《先孺人狀》中可知，當時李自成率領的農(nóng)民起義軍對新安呂氏家族的打擊非常大，呂維祺的后人為了躲避災難，不惜舉族長途遷徙。他們先渡過黃河居于孟縣（今焦作孟州），后又輾轉(zhuǎn)多地，衣食無著，最終在呂履恒的外祖父王鐸資助下，呂氏族人重新返回新安。
公元1646年，呂維祺的長子呂兆璜、次子呂兆琳及家人回到新安，在呂維祺的出生地橫山定居下來，當時存有夢月（巖）祠。另一支由呂維祺的繼母田氏領著呂維禔的兒子呂兆琚，逃至新安縣鐵門鎮(zhèn)薛村娘家。此后，這支呂氏開始在薛村生活、繁衍起來，并留下了珍貴的薛村呂氏老宅，訴說著呂氏家族的風雨歷程。
2 故交舊友頌英名
現(xiàn)代清史研究著名專家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講義》里評論明清鼎革的這段歷史時認為：“世祖（順治帝）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襲明制。”
當時，連年的災荒、頻繁的戰(zhàn)亂，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損失，也顛覆了原有的社會秩序。清朝定都北京后，為了“收買”人心，急需重建社會秩序，忠肝義膽“捐軀赴國難”的呂維祺，逐漸在地方民眾和士人官宦中贏得了好口碑，一時聲名鵲起。
呂維祺舍生取義，死得悲壯，可謂明末死節(jié)之臣的杰出代表之一。清初之時，最早宣揚呂維祺忠孝節(jié)義的是他的一幫故交舊友。明清鼎革對他們來說，不僅是易代之痛，也有“異族”入侵之辱。
當然，現(xiàn)在看來，封建社會的朝代更替是一種歷史必然，而建立清朝的滿族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亡明的士大夫們卻想不明白，清廷入主中原之后，他們或者選擇歸隱，采取不合作態(tài)度，或者不得已出仕為官。
無論是歸隱者還是出仕者，都對明末殉國的忠貞之士頗為推崇。呂維祺曾做官轉(zhuǎn)任南北十多年，離職歸鄉(xiāng)居住十三年，結(jié)交了大批名流賢士。其中，既有王鐸、吳偉業(yè)（號梅村）等在清廷為官的明末故吏，也有孫奇逢這樣屢召不仕的理學名家。雖然他們對待清廷的態(tài)度不同，但是都與呂維祺這位忠肝義膽的故友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在他們的相關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懷念故友呂維祺之作。
孟津人王鐸，與呂維祺既是好友，又是兒女親家。聽到呂維祺被殺的消息，他悲憤地寫下“風黯城崩舊洛原，憐君誓死不徒存”的詩句，借以悼念呂維祺的忠孝節(jié)義。
據(jù)華中師范大學碩士郭微考證，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冬，吳偉業(yè)途經(jīng)新安縣，專程到呂維祺墓前祭拜，稱其“得死所于周公忠能致主；傳遺經(jīng)于孔子孝可格天”，并給予呂維祺“學術醇正，忠孝完人”的崇高評價。
此外，曾與呂維祺一起講學論道，在進入清朝之后屢召不至的中州理學大家孫奇逢，也對故友十分推崇，稱其“有真學問，有真事功，有真節(jié)義”。
在清初的特殊政治背景下，王鐸、吳偉業(yè)、孫奇逢等人，或為位高權(quán)重的顯宦，或為聲名遠播的文壇宿儒，皆有較強的影響力。他們自覺地吟詠傳頌呂維祺的忠貞，這種傳頌也很快地得到了清廷的認可，呂維祺這位明末忠臣也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先后準予將呂維祺入祭山東、南京和中原地區(qū)的名宦祠和鄉(xiāng)賢祠。
3 清廷扶持呂氏家族
明代俞汝楫編著《禮部志稿》稱：“仕于其地而有政績惠澤及于民者，謂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業(yè)學行傳于世者，謂之鄉(xiāng)賢。”清朝立國之后，在地方崇祀名宦和鄉(xiāng)賢的制度，皆沿襲明朝。
名宦、鄉(xiāng)賢之祀由來已久，在明代官方的積極推動下，逐漸制度化和普及化。明代的名宦、鄉(xiāng)賢之祀，目的是“軌范后人”和“風動一郡”，借以扶世導民，在維護和改善社會教化的過程中，發(fā)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見，能夠入祀一地名宦、鄉(xiāng)賢祠的，都是當?shù)厣鐣木�，地緣親近感使得當?shù)孛癖娔軌蚩诙鄠�，對先賢的德行、功績了然于心。人們對先賢的德行、功績熟知之后，景仰、追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從而把先賢作為榜樣，因此能“使官于斯者，皆有志名宦；居于斯者，皆有志于鄉(xiāng)賢”。
從呂維祺對理學尤其是《孝經(jīng)》的推崇來看，他對名宦和先賢一定充滿向往。他退居洛陽后，當洛陽城被李自成率部攻陷時，仍與家丁一起積極協(xié)助官軍守城，直至城破被捕。他的行為非常符合名宦和鄉(xiāng)賢的標準。
入祀名宦、鄉(xiāng)賢祠，對呂維祺而言，可謂心想事成。同時，對于新安呂氏家族來講，呂維祺能夠在多地入祀，這不僅是對呂維祺的褒獎，更是新安呂氏家族的莫大榮譽。
據(jù)新安呂氏家譜資料記載，順治皇帝為了表彰呂維祺的忠烈，欽賜御祭碑立于其墓前�？滴醭跄�，新安地方官員為了宣揚呂氏家族的忠孝，將呂維祺的出生地橫山改名為慈孝莊，取“母慈子孝”之意。
乾隆年間，為了風勵臣節(jié)，進一步宣揚忠君思想，清廷對呂維祺的褒獎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清廷給予呂維祺“學崇正誼，守勵清操，矢志殉城，堪稱完節(jié)”的崇高評價，并謚號“忠敬”。
清廷對呂維祺的諸多褒獎和宣揚，一方面是出于鞏固統(tǒng)治的考慮，另一方面更是對新安呂氏家族的大力扶持。
尤其是在改朝換代、家道中落之時，清廷給予新安呂氏家族的殊榮像強心劑，給其成員莫大的精神鼓舞。他們憑著自身的努力，通過科舉入仕，最終使該家族成為名滿中州的忠孝門第，也創(chuàng)造了五世進士的家族輝煌。
呂維祺的兒子呂兆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中年考中進士，為家族后人發(fā)奮圖強起了表率作用。呂兆琳還沾了父親的光，被康熙贊為“此名臣后，應是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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