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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在宋朝的產生和發(fā)展中，有許多的儒學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例如周敦頤、張載。但是，真正集大成的卻是著名的程氏兄弟；程顥與其弟程頤，歷史上稱為“二程”。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號明道。河南洛陽人。少年時曾與胞弟程頤同學與當時名儒周敦頤。嘉佑二年（1057年）登基士第。歷官縣主薄、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監(jiān)汝州酒稅、鎮(zhèn)寧軍節(jié)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在政治上，他雖然堅決反對王安石新法，但并不贊成司馬光等舊黨官僚東山再起后對王安石集團貶逐無遺的政策。

    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fā)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chuàng)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tài)。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么至善，為什么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tài)，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jié)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程頤（1033---1107年）字正叔，者稱伊川先生，年十四五即同其兄一起問學于周敦頤。皇祜二年（1050年）年僅18歲的程頤就曾上書當時的宋仁宗，提出了“勿徇眾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的“應時而作”變革主張（參見《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書》）。當時著名學者胡瑗正在主持太學，程頤便游于太學，他所作的《顏子所好何學論》為胡瑗賞識，委以學職。27歲時，科舉廷試落第，從此不再參加科試，大臣屢薦而不仕，在洛陽收徒講學。其兄程顥卒，在司馬光等人推薦下，“以布衣被召”，任秘書校省書郎、崇政殿說書，訓導年幼的哲宗。其為人嚴茍，不久以蘇軾為代表的“蜀黨”交惡，被貶外任，回洛陽管理西京國子監(jiān)。宋哲宗紹圣年間（1094---1097年），“新黨”得勢，盡黜“舊黨”，程頤被“放歸田里”，后又“送涪州編管”。宋徽宗繼位，程頤受到赦免，回洛陽，復官。但不久又被撤消，人也被監(jiān)視，門人被驅逐。卒時許多門弟因怕受牽連，甚至不敢參加其葬禮。

    程頤少其兄一歲，卻比其兄多活了二十幾年，所以在思想學術上的貢獻也其兄為多，他是后來被稱為“程朱理學”一派的真正奠基人。首先，在理氣論上，程頤認為，一切事物莫不有其“所以然”“所以然”即事物的“理”（亦稱“道”），他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這就是說，一陰一陽是氣不間斷的循環(huán)過程，而道則是這一過程之所以產生的內在根據。其次，在人性論方面，程頤用儒家的“理”開規(guī)定人的本性，提出了著名的“性即理”的觀點，大大發(fā)展了儒家的性善論。所謂的“性即理”就是認為社會的道德原則是人類永恒不變的本性。最后，在修養(yǎng)功夫即人的自我培養(yǎng)和自我實現方面，程頤主要提出了“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這一讓后來的理學家反復討論的命題。程頤認為，人的道德情操和境界的培養(yǎng)，主要依賴于“主敬”的修養(yǎng)，即排除雜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內心，使心不放馳，始終保持一種敬畏的心境。但是，駐有“主敬”的修養(yǎng)還不夠，還必須通過學習即“格物窮理”具體研究事物的道理，以不斷充實自己，并以之來檢查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于理義。

    程顥、程頤所創(chuàng)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并受到了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成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如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理宗淳祜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陽（或作“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