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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媒體重新掀起質(zhì)疑郟縣三蘇墓冢真實性的微瀾，即便微瀾不驚，也不能任由風(fēng)浪起，攪翻一江波。本文結(jié)合最近掌握的眉山兩蘇先生神道碑的資料，就蘇軾、蘇轍葬郟問題再作論述。

    一、兩蘇神道碑的發(fā)現(xiàn) 

    盡管多則史料記述：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冬，郟縣尹楊允拜謁蘇墳，見只有“二蘇”葬于此，便感嘆道：“兩公之學(xué)實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雖眉汝之塋相望數(shù)千里，而其精靈之往來，必陟降左右，蓋未始相遠。”于是就將蘇洵衣冠葬于兩公冢之間，始稱“三蘇墳”，并建造三蘇祠，但在楊允敬封蘇洵衣冠冢之前，兩蘇墳留下實物極少，只有根據(jù)《郟縣志》的記載，我們才知道大概情況。而就在去年5月，我市三蘇文化愛好者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足可證明兩蘇葬郟的碑刻。因其碑上有“眉山兩蘇先生神道”雙行8個遒勁有力的篆書刻字，就簡稱其為兩蘇神道碑。

    兩蘇神道碑是在郟縣一個李姓村民家中發(fā)現(xiàn)的。據(jù)介紹，該碑原在薛店通往蘇墳的神道旁。大躍進時，一些石碑被毀于石灰煅燒，唯這塊石碑在修建薛店小橋時，用作橋面被存留下來。文革時期，紅衛(wèi)兵大破“四舊”，又把該碑掀了下來，準(zhǔn)備砸毀。一村民冒著危險，把石碑連夜偷運回家。為了保護石碑，他把石碑反埋在廚房門口地下。如今，該村民已經(jīng)作古，其子遵從老人囑托，擔(dān)起了護碑的責(zé)任。直到近年，才敢翻出讓村民觀看。

    去年5月，平頂山市三蘇文化愛好者聞訊后，托朋友到該村民家中查訪，并拍了照片，與筆者進行了多方研究查證，在新編《郟縣志》中，《三蘇墳完碑、碣情況表》內(nèi)，并沒有此碑的記錄。那么，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的《郟縣志》所載“二蘇神道碑：題曰：‘眉山兩蘇先生神道’。元虞伯生書”，極有可能與此有著極密切的聯(lián)系。

    二、兩蘇神道碑的內(nèi)容闡釋

    月余之后，我們到存碑者家中再次走訪認證。該碑為青石刻勒，高240厘米，寬75厘米，已無碑額和碑座。除碑文“眉山兩蘇先生神道”8字為篆書外，碑上還有兩行題跋楷書。一行是“蘇文忠文定兩公神道碑歲久損裂，郟縣知縣山左夏聯(lián)鈺重為立石，按舊題篆書之，守蘇墳僧智慧雙鉤上石并書跋”。另行為：“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四月立，石工朱修成刻字”。

    在這兒，需對碑文加以說明：

    1.從碑文看，該碑不是兩蘇神道的原碑，而是由光緒年間時任郟縣縣令的山東人夏聯(lián)鈺主持重立的。原因是原碑飽經(jīng)風(fēng)雨剝蝕，日曬水激，歲久開裂，不能再保存，可想而知原碑歷史悠久。經(jīng)查《大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jīng)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三）資料：夏聯(lián)鈺為山東省濟寧直隸州人，光緒六年（1880年），參加庚辰科殿試，登進士三甲第78名，同進士出身。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簽，分發(fā)各省以知縣即用。從以上資料分析，夏聯(lián)鈺是在考中進士16年后在郟縣任知縣時，重刻兩蘇神道碑的。

    2.從石碑題跋內(nèi)容可知，其所依托摹制的原碑，應(yīng)是清同治三年《郟縣志》里記載的元代眉山兩蘇先生神道碑。重新刻制的石碑是按照原碑規(guī)格、文體以“雙鉤上石”技法模仿制作出來的，極接近原碑篆隸大書真跡。雙鉤上石，又叫雙鉤廓填，此法源于唐代，當(dāng)時由于沒有印刷技術(shù)，人們?yōu)榱四苁姑�家書法作品得以流傳，就按作品的原樣，勾勒出空心字，然后填上黑墨，以使觀者得到近似真跡的作品，是古代臨摹名人書法或者響拓書法的一種技法，后又成為繪畫與書法的一種藝術(shù)手法。古代轉(zhuǎn)刻碑帖，多用雙鉤上石之法。在復(fù)制或制作碑文時，摹勒原作，沿其筆畫的兩側(cè)外沿以細線勾出，稱之為“雙鉤”。在勾畫出的筆畫中細心填上朱色或墨色，稱為“廓填”，其精細程度要求極高。

    3.有書者姓名，即守蘇墳僧人智慧。由上可見，智慧師父是熟悉雙鉤上石技法的，并且也有一定的書法造詣，如不然，縣太爺主持重立碑刻，理應(yīng)親自書跋才是。

    4.有準(zhǔn)確時間，即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

    5.有石工朱修成的名字。 

    三、對原碑情況的分析

    1.立原碑的人與時間

    經(jīng)查清同治年間《郟縣志》，有“二蘇神道碑：題曰：‘眉山兩蘇先生神道’。元虞伯生書”的記載。光緒年間重刻的這塊兩蘇神道碑的原碑，是不是《郟縣志》里所記的那塊元代石碑呢？書者虞伯生又是什么人呢？

    《元史·虞集傳》中有載：“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書齋稱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壽，生于湖南衡州。為儒學(xué)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裔。”其五世祖虞允文，為南宋著名愛國將領(lǐng)，曾在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的采石之戰(zhàn)中大敗金軍，官至丞相。其父虞汲，曾任黃岡尉，宋亡后僑居臨川崇仁(今屬江西)。虞集自幼學(xué)習(xí)程朱理學(xué)，深受儒家正統(tǒng)觀念的影響，又不拘成法，思想比較開通。宋亡后，僑居臨川崇仁。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虞集至大都，被薦授大都路儒學(xué)教授。仁宗時，為集賢修撰。泰定帝時，升任翰林直學(xué)士兼國子祭酒。文宗為懷王時，已知虞集之名，繼位后授之奎章閣侍書學(xué)士，進翰林侍講學(xué)士，并與趙世延等編纂《經(jīng)世大典》。其詩文為當(dāng)時大家，與楊載、揭傒斯等先后齊名，人稱“元詩四大家”。他主張宗唐宗古，以李白、杜甫為正宗，又特別欣賞陶淵明、王維、韋應(yīng)物、柳宗元等人，提倡“舒遲而淡泊”的審美觀。詩文風(fēng)格謹(jǐn)嚴(yán)，但多模擬前人，有《道園學(xué)古錄》《道園遺稿》。書法亦是大家，曾與趙孟在翰林院共事，趙孟是他的上級，書法自然受到趙孟影響，觀其作品，深得晉人韻味，清朗蘊藉之氣不減趙氏。陶宗儀《書史會要》稱他“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隸為當(dāng)代第一”。明代書法家李東陽說：“書家者流，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伯生殆兼有之。”政治上為四朝名臣，去世后謚文靖。經(jīng)查，虞伯生并沒有在郟縣甚至中原為官的經(jīng)歷，由此可見，兩蘇神道碑專請虞集（伯生）書丹，足見立碑者的重視程度。

    2.當(dāng)時由誰主持立碑

    《郟縣志》附錄載有兩篇記述三蘇墳沿革修葺的文章，一篇是元代尚野的《蘇墳記》，曾寫道：“顧雖馬醫(yī)、夏畦之墓，尚有所主，文章事業(yè)如二蘇公，陵夷磨滅如是，良可嘆已！元貞改元，知州元公叔儀，遺山之子也，署事之余，趨拜之下，彷徨不能去……遂與答魯花赤徹里刑……等命工修理之……予竊謂世道有升降，人心無古今，數(shù)百年之間而一旦顯煥于金聲玉振之際，非二公之幸也。”這是兩蘇墳大修的首次記載。尚野（1244-1319），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處士征為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年（1283年），兼興文署丞，出為汝州判官。此文應(yīng)是在任汝州判官時撰寫的。還有一篇是元代曹師可的《三蘇先生祠堂之記》，記述了“至順年間，以禮部符文行下郟縣，于墳之東南僅十里有薛店，當(dāng)東西沖要，樹石以表之曰：‘眉山兩蘇先生神道’。然老泉不與焉”，直到“至正庚寅冬十月，縣尹楊公到任，視事三日，遍謁諸祠”，才有了現(xiàn)在大家都知道的修建蘇洵衣冠冢，修建三蘇祠，使原二蘇墳增為三蘇墳的一段佳話。

    從以上兩篇古文中，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自東坡、子由葬郟之后，宋室政權(quán)不固，金遼入侵中原，國都南遷江南，直到元朝立國，近200年間蘇墳無人光顧，與一般百姓墳塋無異。直到成宗元貞年間，才由元叔儀主持進行了修葺。又過了30余年，至順年間又由元朝禮部行文，在蘇墳東南十里處官道要沖的郟縣薛店，修建了神道，并樹立了神道碑。之后不久，郟縣令楊允又置蘇洵衣冠冢，建立三蘇祠。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眉山兩蘇先生神道碑，應(yīng)是元至順年間，禮部行文修建神道的那塊石碑的續(xù)碑。從以上該碑的記載情況看，至順年間，蘇墳修建的規(guī)模是比較宏大的，十里神道，朝中大員、國內(nèi)名士書碑，盛況空前，正如尚野文中所望“顯煥于金聲玉振之時”。它是兩蘇葬郟200余年后，蘇墳最大規(guī)模的整修，也是第一次在國家行為意義上的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