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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病故于江蘇常州，次年閏六月，蘇轍遵其“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的遺囑，移葬汝州鈞臺鄉(xiāng)上瑞里（今郟縣茨芭鎮(zhèn)蘇墳村），蘇轍撰寫了《亡兄子瞻墓志銘》。墓志銘中對蘇軾葬此有明確記載。宋政和二年(1112年)，蘇轍卒于他隱居十年的今許昌縣椹澗鄉(xiāng)西長店村，葬于蘇軾墓旁。蘇軾兄弟在其父蘇洵歸葬故里四川眉山之后，特別是他們進入晚年之后，曾多次表示死后要從父葬歸于故里。另外，蘇軾在遷官和流謫過程中也卜葬過他地。但最終的事實是二蘇既沒有歸葬故里，也沒有葬身他地，而是葬于中原嵩山南麓郟縣峨眉山。原因是什么？元明清以來關注此問題的學者作了不少研究，歸納起來有“六說”，有待專家學者進一步探究。 

    其一，元代曹師可說。蘇軾愛郟之山水，贊賞它美似家鄉(xiāng)峨眉山，囑其弟在他死后將之葬于此地。遠自明清，近至當代，持此說者最眾，幾乎成為不爭之論。元代進士曹師可在《三蘇先生祠堂之記》首倡此說。

    其二，元代孫友仁說。蘇軾、蘇轍雖遇赦北歸，但因長期遭貶而貧病交加，晚景凄涼。況且其寓居之地距故里眉山千山萬水，行道艱難，不論走水路逆長江過三峽，還是走陸路越秦嶺行蜀道，均非易事。所以歸葬故里之愿望終不能實現(xiàn)。元至順元年（1330年）皇帝詔禮部旌表先賢，禮部行文至郟，維修蘇墳。由奎章閣大學士虞集題寫神道碑，孫友仁撰寫神道碑陰記。孫友仁在他撰寫的神道碑陰記中提出此說。

    其三，清代畢沅說。二蘇葬郟是“以汴京東近，表戀闕之微誠”。據(jù)說北宋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出身中原以外各地的朝廷大員，死后可以在汴京方圓五百里以內(nèi)選地安葬。出身廬州合肥的包拯死葬鞏縣（今鞏義），出身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的范仲淹死葬伊川彭婆，出身吉州永豐（今屬江西）的歐陽修死葬新鄭，出身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的范鎮(zhèn)死葬襄城，均可為證。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翰林學士兼侍讀、《續(xù)資治通鑒》主編、河南巡撫畢沅拜謁蘇墳。在《祭蘇文忠公文》中持此說。

    其四，今人劉英照說。蘇軾遺囑“葬我嵩山下”是因為蘇氏子孫多散居在郟縣峨眉山附近，將來送葬、祭祀都比較方便。特別是他的弟弟蘇轍、小兒子蘇過，分別在潁昌、斜川（今許昌境內(nèi)）定居，而四川眉山老家已經(jīng)沒有直系親屬了。中國蘇軾學會會員劉英照在《中州今古》1984年第五期撰文提出此說。

    其五，今人龐俊說。宋元祐九年(1093年)擢進士第二名的渝州（今重慶）人趙捻任太常博士，元符年間省父返渝，打著蘇軾兄弟被貶的大旗，借除君側之奸的旗號，起事造反。哲宗死后，二蘇北返，趙捻被株連九族，此案直待蘇軾死后才結案，蘇軾兄弟哪敢提出返川歸老之愿，若為政敵落下口實，豈不遭滅門之禍？蘇軾是迫于形勢，不殃及子孫后輩才葬郟的。四川大學教授龐俊1981年在《成都大學學報》第二期撰文持此說。

    其六，今人謝照明、潘民中說。平頂山市史學會會長謝照明教授、平頂山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潘民中教授在向紀念蘇軾葬郟九百周年暨中國第十四屆蘇軾學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認為，蘇軾葬郟的真正原因，“應該從二蘇留下來的文字去找”。宋崇寧元年（1102年）四月，蘇轍為遷其嫂王氏的骨塵與其兄合葬所寫的《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說，“兄沒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蘇轍在安葬兄嫂之時也安葬了小兒媳八郎婦，其《再祭八新婦黃氏文》中說，“嗟哉吾兄，沒于毗陵，返葬郟山。兆域?qū)捝�，舉棺從之，土厚且堅。”這兩段文字加上其他補充史料印證，謝照明、潘民中認定二蘇葬郟的根本原因是：位于嵩少南麓河洛地區(qū)的平頂山郟縣峨眉山，“土厚水深”，既宜在世人之生存，當也宜過世人亡靈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