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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春天，39歲的包拯再次來到東京開封，朝廷派遣其為天長縣知縣。包拯任何權(quán)貴都沒有拜謁，直接就去赴任了。在來開封之前，包拯寫了一首言志詩，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做鉤。倉充鼠雀喜，草盡虎兔愁。史冊有遺訓(xùn)，毋貽來者羞。
    這首詩不但表明了包拯剛正不阿的立身之道，也表明了包拯要為黎民百姓謀福利的志向。前面說過，包拯不是文藝青年，寫不出那種意境秀美的詩句，但包拯一身正氣，寫出的詩自有另一番景象，讓人看了肅然起敬。記得上世紀80年代，河南電視臺播出的由亢君編劇的電視連續(xù)劇《包公》，就是以此詩為主題曲的。
    仁宗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在端州做了三四年知州的包拯奉調(diào)回京，被朝廷任命為殿中丞。不久，又被任命為監(jiān)察御史。像包拯這種正直無私的人做監(jiān)察御史是再合適不過了。
    包拯敢于直言，人莫敢犯。位于朝陽門內(nèi)的上清宮失火，燒得只剩下一座壽星殿。仁宗皇帝想重修，包拯堅決反對，耗費人力物力修這樣的建筑有害無益。由于包拯的堅持，此宮的重修計劃被擱淺。
    提起包公陳州放糧的傳說，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包公并沒有到陳州放過糧。為何會有這個傳說呢？原來，這個傳說并非空穴來風(fēng)，包公確實為陳州百姓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
    慶歷三年臘月，天氣特別寒冷，京城開封及陳州等地下了大雪。老百姓又冷又餓，過冬的麥子由于氣溫過低，生長也受到了影響。也許是冬季雪下得太多，到了次年春夏之交，反而不見一滴雨水。陳州知州 見狀，知道豐收無望，就上疏請求朝廷減免陳州的支移和折變。
    所謂支移和折變，實際上也是賦稅的一種形式。支移，就是讓百姓長途跋涉，把賦稅交到離家鄉(xiāng)很遠的地方。這樣實在太不方便。于是，朝廷就想了個辦法，讓百姓把應(yīng)交的實物折變成錢。
    京西轉(zhuǎn)運司把陳州的支移免了，折變卻沒有免；不但沒免，反而變本加厲，任意盤剝百姓。百姓苦不堪言，真可謂屋漏偏遭連陰雨，船破又遇頂頭風(fēng)。
    身為監(jiān)察御史的包拯，對京西轉(zhuǎn)運司的胡作非為非常氣憤。他上疏朝廷，為陳州百姓仗義執(zhí)言。正因為有這件事情才產(chǎn)生了包公陳州放糧的傳說。
    那么，包公到底去沒去過陳州呢？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一部分歷史學(xué)家認為，包公沒有去過陳州。另一部分歷史學(xué)家認為，包公去過陳州，雖然沒有放過糧，但去查訪過。理由是包公的奏折中有“臣訪聞”字樣。既然訪聞，就是去了陳州。但訪聞也有各種方式，去陳州是訪，在京師找相關(guān)人員詢問也是訪。所以，包公去沒去過陳州，仍然是一個疑案。
    在慶歷新政中，包拯也顯示了一位政治家的正直品質(zhì)。慶歷新政的推行者是范仲淹、歐陽修、富弼、韓琦、石介等人，反對者是夏悚、王拱辰等人。從一般的人際關(guān)系準則來看，包拯曾經(jīng)受過王拱辰的舉薦，理所當(dāng)然地要站在王拱辰一邊。一開始，包拯確實沒有摸清情況，所以保持了沉默。當(dāng)然，也可能包拯看出了端倪，但內(nèi)心有過猶豫和爭斗。但包拯畢竟是包拯，為國為民的大義終于戰(zhàn)勝了私情。在范仲淹、歐陽修受人攻擊時，他大膽地上疏辯解。在慶歷新政的推行者遭到處罰時，他出來為他們鳴冤。
    包拯除了當(dāng)監(jiān)察御史，還當(dāng)了一回外交官。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朝廷派包拯出使契丹。包拯的身份是賀正旦使。
    契丹方面知道宋廷派包拯來，是想長一長宋人的志氣，滅一滅契丹的威嚴。契丹人也針鋒相對，處處刁難。包拯等人一進契丹國界，契丹人就炫耀武力，搞得殺氣騰騰。這點小詭計豈能嚇得住正氣凜然的包拯。包拯對此只報以輕蔑的冷笑。到了契丹首都燕京，契丹人不把包公引到國賓館，反而引到荒涼、偏僻、破舊的神水館。夜里，又派人裝神弄鬼地鬧騰了一夜。包拯等人神態(tài)自若，該干什么干什么。契丹人自覺無趣，也就乖乖地收了場。
    契丹人無事生非，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竟然胡說宋朝的雄州新開了一個便門，是為了方便奸細出入，好刺探燕京虛實。包拯經(jīng)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雄州并沒有新開城門，對契丹的說法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并指出兩國都要遵守盟約，不要故意制造事端。說得契丹人也不得不點頭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