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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呂氏家族，歷經明清兩代，出過7個進士，綿延興盛200多年，清代詩人楊淮選編《中州詩鈔》稱：“新安呂氏為中原望族，甲于全豫。”至今，新安縣鐵門鎮(zhèn)薛村仍有呂氏老宅，縣內還有呂家大山、夢月巖祠堂等遺跡。進入清代，繼呂維祺次子呂兆琳考中進士之后，呂兆琳之子呂履恒、呂謙恒，呂履恒之子呂守曾，呂謙恒之子呂耀曾，呂履恒之孫呂公滋等五人先后考中進士，被稱為“五世進士”。此外，新安呂氏家族在清代做官者有40余人，可謂功名鼎盛。
    1 理學傳統(tǒng)
    前文曾提到，新安呂氏家族自呂維祺開始，數代涉獵理學，研習經典，理學逐漸成為呂氏家族的一個鮮明傳統(tǒng)。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命題范圍的科舉考試，對應試者的理學修養(yǎng)有較高要求，這在客觀上為新安呂氏科舉考試的成功提供了便利。
    呂維祺非常重視子孫后代的立德修身，期望他們將家風維系下去。新安呂氏家訓有關訓誡子弟立德、修身、讀書、為政的內容很多，這在呂氏家譜中也有體現。 呂維祺在《諭子十則》中訓誡子弟首先要學會做人：“讀書要存心養(yǎng)性，明道理，為真儒，出為名世，非為取科第之階梯而已。”他在《士大戒》中說：“毋爭強好勝，毋任性動氣。”對子弟的交友活動，呂維祺在《諭子十則》中也有所要求：“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圣賢未有　　不須友而成者。”在《士大戒》中提出了交友的具體原則：“毋與匪人交。”
    呂維祺身居高位，他特別提醒族人不能利用家族的特殊地位與官府往來，要他們“毋出入衙門投呈送謁”，“毋結官府，毋攬事幫閑，毋奔謁媒進”。 在為政方面，呂維祺結合自身的體會，對子弟提出了勸誡。他在《寄弟書語》中指出：“士君子立身要自定腳跟，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風望氣，東奔西走，踏兩家船或寄一家籬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他還說：“居官非為名也，然期月而頌聲不作，則無為民之實可知矣。”
    在新安縣鐵門鎮(zhèn)薛村村民呂百吉家中，洛陽晚報記者看到墻上掛有一副對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呂百吉說，這是他們呂家的家訓。 作為久負盛名的理學名家，呂維祺終生研習《孝經》，重視禮法孝義，這在做官為政中也多有體現。他從理論到實踐闡明了“以孝治天下”的理學之道，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前文曾述，呂維祺的兒子呂兆琳，呂兆琳的兒子呂履恒，呂履恒之子呂宣曾，呂宣曾之子呂公滋等四代均致力于研習理學，使得理學傳家成為該家族的鮮明傳統(tǒng)，對整個呂氏家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五世進士
    清代的科舉考試分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三級。鄉(xiāng)試是地方性考試，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舉行。鄉(xiāng)試考中的稱舉人，具備了做官資格，屬于候補官員。清代的科舉制度規(guī)定，舉人可以到吏部注冊，可以取得一定官職，如縣官等。 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全國性考試，在鄉(xiāng)試的第二年春舉行，也叫春試，考中的稱貢士。
    殿試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進士可以直接做官。 在新安呂氏家族中，呂維祺，其子呂兆琳，呂兆琳之子呂履恒、呂謙恒，呂履恒之子呂守曾，呂謙恒之子呂耀曾，呂履恒之孫呂公滋等人先后考中進士，被稱為“五世進士”從考中進士的時間來看，他們的科舉之路各不相同，其背后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1650年，呂履恒出生時，呂氏家業(yè)已毀，生活窘迫，幼年的他跟著父親呂兆琳一起經受生活的磨難。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首次參加鄉(xiāng)試不中，后經四次科考，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鄉(xiāng)試中舉，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考中進士。
    呂履恒的胞弟呂謙恒的科舉之路更加艱難，他在青要山讀書長達40年，常坐之處留下深深的足印，腳下的磚被磨破。最終，他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進士，時年57歲。 值得一提的是，呂謙恒之子呂耀曾考中進士的時間早于其父，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就考中進士，時年27歲。 呂履恒之子呂守曾，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舉人，雍正二年進士。 呂氏家族不僅有父子進士、兄弟進士，還有祖孫進士。呂履恒之孫呂公滋，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進士。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呂氏家族在清代做官者有40余人，除呂兆琳、呂履恒、呂謙恒、呂守曾、呂耀曾和呂公滋是進士出身外，其余基本是舉人出身。呂氏家族可謂功名鼎盛之家。以呂兆琳四子呂賁恒、呂履恒、呂謙恒、呂復恒為例，四人不負父親的厚望，持之以恒，最終都考取功名，晉身仕途，重振呂氏家族名望。
    3 濟世情懷
    呂維祺之后的新安呂氏，在家族濃厚的理學氣氛的影響下，世代為官，皆有強烈的濟世情懷。無論是位高權重者還是地方小吏，他們皆以造福一方為己任，政績突出、聲名卓著。 呂履恒擔任湖南寧鄉(xiāng)知縣時，剛到任，就將寧鄉(xiāng)縣危害百姓的官吏繩之以法。寧鄉(xiāng)縣遭遇饑荒，百姓多有逃亡，呂履恒下令減少賦稅，以緩解民困。有百姓不能足額上交田賦的，他就拿出自己的俸祿來補上。在公務之余，呂履恒還與縣里的學子們討論文章，教導他們學習古文，一時“士風大振”。
    呂履恒之子呂守曾也頗有政治才干，他勤于政事，政績顯著。呂守曾初任完縣（今河北順平縣）知縣時，上任前，母親告誡他“事事求便于己，則不便于民者多矣”，呂履恒牢記了母親的話。史料記載，呂守曾不忘父母教誨，勤政愛民，被當地百姓稱為“神君”，后升任宣化府（今河北張家口宣化區(qū)）知府。清時宣化府地鄰邊境，時有運糧、修城二役。呂守曾任知府期間，全都調劑得當，“事舉而民不擾”。官至山西布政使時，他更加勤政，到任后就解決積案，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最后積勞成疾，卒于任上，“士民咸痛惜之”。
    與兄長呂履恒一樣，大器晚成的呂謙恒也是一位政績顯著的名宦，所歷必張其職。呂謙恒為湖南士子辦了一件大好事。當時夏秋之交，“洞庭瀧濤猛壯，湖南士赴鄉(xiāng)試，苦遭覆溺”，也就是說，每到鄉(xiāng)試時節(jié)，洞庭湖就會進入汛期，湖南士子趕赴鄉(xiāng)試要渡過洞庭湖，前往湖北應試，就會苦遭船傾溺水之災。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呂謙恒建議在湖南“分設棘闈”，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同意。這個建議更改了舊制，使湖北、湖南分闈得以推行。分闈之后湖南的中舉人數逐年增加，分闈對湖南人才群體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當地士人為銘記呂謙恒的功德，將其和另外四位對分闈有功的趙申喬、潘宗洛、李發(fā)甲、宋致等一起供奉于湖南貢院的五賢祠中。
    呂謙恒之子呂耀曾為官三十年，亦多善政，被譽為“忠孝之外無外品，廉潔之外無節(jié)操，仁恕之外無心術，誠敬之外無功夫”。呂耀曾任江西袁州（今宜春市袁州區(qū)）知州，“政績?yōu)榻�西第�?rdquo;。呂耀曾深受乾隆帝器重，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正月，乾隆帝設宴乾清宮，賜宴諸王、大臣及督撫學政在京者共99人，呂耀曾名列其中。
    除上述幾位呂氏族人外，該家族的其他成員居官雖非顯貴，多擔任知府、知縣等中下級官吏，但也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呂宣曾由湖南永興知縣調江華，“所至有政績”。呂耀曾長子呂肅高任長沙知府八年，離任時“百姓建生祠，刻呂公德政歌”，可見其為政甚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