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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北宋時期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一個軟弱的時代，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時期。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可能隱藏著一個充滿希望的出口。北京大學博士生、副教授趙冬梅老師研究認為，作為經濟上發(fā)達、思想上開放的時代，北宋有可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中最有可能走出“朝代更替”的時期，而與這個時期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就是司馬光等人。在“大宋文博城 汴梁晚報文化大講堂”活動第十講中，趙冬梅老師通過描述一個立體的司馬光歷史人物和他所處的時代，展現(xiàn)出一個風云百變的時期。

    為何要寫《司馬光和他的時代》

    “從開始講司馬光就有不少人問我，為什么要講司馬光的故事，一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這樣問我，我最通俗的回答就是司馬光砸缸很有名。其實我講司馬光是因為他那個時代。我立志為司馬光作傳的最大動力來自時代——我們身處憂思與改革的年代。我們應當相對理性地于‘實事’中，‘求是’地認識司馬光和他的時代。”趙冬梅老師說 ，“司馬光所處的時代存在一種可將該朝帶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

    中國的歷史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朝代不斷地更替：一個新的王朝建立起來了，在開始的階段，統(tǒng)治者通過一系列體恤民眾的措施使政權得到穩(wěn)固。再經過幾代帝王的統(tǒng)治，由于對不斷出現(xiàn)的社會政治矛盾不加注意，不能及時解決，進而轉換為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大矛盾，從而影響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經過接下來幾代統(tǒng)治者的暴虐統(tǒng)治之后，整個社會就會斷裂開了，新的社會動亂開始產生，并促成新朝代的建立。就這樣，一朝一代循環(huán)更替。其實，回顧歷史，在司馬光所處的時代，就有一種能將這種狀況改變的機遇。“我們現(xiàn)在所在的這座城市最輝煌的時代，除去當時的經濟、文化繁榮的表象，其內在政治矛盾重重，改革聲浪高漲。如何化解矛盾，讓北宋長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念茲在茲、不敢稍有遺忘的大關懷。”趙冬梅說，“我自己認為，如果在中國的古代有機會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那么就在我們腳下的開封，就是開封作為最繁華都城的北宋時代。”

    就在那個時代，曾經存在著一種可以把這個王朝帶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包括：尊重制度與傳統(tǒng)的皇帝，有擔當?shù)闹�識分子官僚群，包容異見、接納批評的政治風氣與政治制度。“這也是我寫《司馬光和他的時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趙冬梅老師說。

    司馬光是一個改革者

    對于處在北宋變革時期的司馬光來說，他其實也是一個變革者。1043年至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動下，范仲淹、富弼主導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的改革，史稱“慶歷新政”。這是一次最為“對癥下藥”的改革，它觸動的是上層的利益。按照通常說法，“慶歷新政”以改革派被趕出朝廷而宣告失敗。但是，細讀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慶歷新政”的結局絕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失敗”——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項改革措施重新推開，只不過姿態(tài)更低，步伐更為穩(wěn)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決心和勇氣，也需要對現(xiàn)存狀態(tài)的尊重，更需要長途跋涉、長期戰(zhàn)斗的耐力。司馬光是“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們不把“改革”跟“王安石變法”畫等號，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那么，司馬光完全可以稱為改革者。

    但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司馬光有著自己的方式。作為一個尊重歷史、通達古今之變的人，司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沒有一個朝代做到了長治久安。從實踐上看，司馬光選擇的是規(guī)勸、引導具體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角色。從擔任禮官開始，司馬光積極參與批評朝政缺失。只不過，跟包拯的大炮轟鳴、歐陽修的敏銳高調相比，司馬光的諫議風格是溫和理性的，他總是站在皇帝的立場，說著為皇帝打算的話，他甚至能夠把皇帝尚未作出的英明決定描繪成一幕歌功頌德的話劇，最終把皇帝拉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交趾國向宋朝貢奉了一個奇異的野獸，說是麒麟。宰相司馬光考慮，誰也沒有見過麒麟，是真是假難以斷定。假使它真是麒麟，不是它自己跑來的，不能算作祥瑞之兆；如果它是假的，而他們當真的留下來，就會被遠方的蠻夷所恥笑。于是就編造了劇本來引導皇帝做出正確的決定，將此物還與交趾國。

    司馬光是一個矛盾體

    司馬光也許真的不是上佳的宰相人選。他的成長過程太單純、太順利。他是一個高級官員的小兒子，從小受到父親的庇佑，父親去世后又得恩師龐籍的提攜照顧。如果跟王安石相比，司馬光獨當一面的地方工作經驗以及實際行政工作歷練都太過缺乏。說到這里，還得回到“時代”的話題——到司馬光開始參加工作的時候，沒有家庭背景的人很難上得來，司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著優(yōu)質的教育條件，廣闊的人脈資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選拔制度公平，他們也有更多機會勝出。仁宗朝的游戲規(guī)則基本還算公平。司馬光從父親和恩師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場教育，這讓他對“誠實”“孝道”“守職”等道德信條終生保持了堅定信仰，也讓他在現(xiàn)實政治的“灰色地帶”面前痛苦不堪。恩師龐籍違反制度，私藏文書，讓司馬光對其免予處分，給他帶來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糾結。他的糾結多半來自內心，是內在的崇高道德標準與灰色現(xiàn)實之間的沖突。

    仁宗朝也許取得了帝制時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績。“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然而在背后卻是由個人的矛盾體組成的復雜社會關系。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司馬光和他曾經的朋友、后來的對手王安石都走向了終結，同時也埋葬了當時寬容的社會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