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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澶淵之盟簽訂以后，宋遼之間維持了暫時的和平局面。宋遼之間的貿(mào)易往來興盛起來，同時，宋遼官方之間的外交禮儀活動也恢復(fù)正常。宋朝廷還特別設(shè)立了由內(nèi)侍職掌管的國信司，專門處理宋遼外交往來。

    仁宗景佑六年（1039年）宋與西夏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在宋朝應(yīng)顧不暇時，遼國忽然派使者來宋，再次提出索要關(guān)南之地，同時要求宋對西夏出兵以及在北方邊境疏通河道、增加兵力等事情作出解釋�？跉鈴娪玻�大有興師問罪之意。朝廷令當時還是知制法的富弼為伴使，同中使一起到京城外迎接遼使。遼使劉六符到達后，下馬于宋朝官員見面。按照禮儀，該由中使轉(zhuǎn)達仁宗的慰問，遼使拜謝。但是遼使態(tài)度強橫，根本不行宋朝禮儀。富弼見狀，厲聲質(zhì)問：“南北兩主，稱為兄弟，我主與你主地位相當，現(xiàn)傳旨慰勞你，你為何不行拜見之禮”？遼使借口有病，不能行禮。富弼說：“我也曾出使到北方，途中臥病難起，但是聽到你主的旨令，能馬上撐起病體而行禮，你怎能因病而置禮儀與不顧呢”？一番話說得遼使無言以對，只好起身行禮，而后隨富弼進了京城。

    富弼安頓了遼使，他有禮有節(jié)、大度寬容的作風(fēng)深深感動了遼使。遼使不但不再尋畔生事，還將遼主此次派他前來的真實意圖和盤托出。對于遼主提出的無理責(zé)難和非分要求，富弼一一據(jù)理辯駁。遼使最后悄悄告訴富弼，對契丹的要求，宋方能從則從；不從可以用加歲幣或和親的辦法解決。富弼將遼使的話稟報給仁宗，仁宗思量再三，決定派富弼出使談判。仁宗的詔令引起朝中的議論，很多人為富弼此行捏了一把汗。

    在富弼與遼使返回遼國的途中，遼軍已經(jīng)向河北等地聚集，擺出了一副決戰(zhàn)的架勢，企圖給談判施加壓力。宋朝在呂夷簡的布置下，加緊備戰(zhàn)，毫不示弱，令遼興宗和手下將領(lǐng)們大為掃興。

    富弼見到遼興宗，開口便問：“兩朝圣上父傳子繼，和平相處了近四十年，而今無緣無故要求割地，究竟為何”？遼興宗反問：“南朝違約，阻塞雁門，增灌塘水，修筑城墻，擴招民兵，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為此我朝大臣紛紛請求舉兵南下，我的意思是先禮后兵”。“難道陛下忘記了我朝先帝的大恩大德嗎”？富弼毫不客氣地質(zhì)問興宗：“澶淵之戰(zhàn)時，我朝將士人人要一戰(zhàn)到底，若是先帝順從將士之意，恐怕北兵沒有一個能夠活著回去的。我朝先帝顧全大局，立下了和約。今天北朝要再調(diào)事端，再動干戈，一定是朝中的奸臣，只為自己，不為朝廷禍福而出的奸計”。話到此處，興宗不解。富弼直言不諱：“北朝進克中原之后，所得一切財富，是不是都歸于公家之手？北朝花費了無數(shù)的軍、兵械，結(jié)果是富了私家窮了公家。而今中原幅員萬里，擁有精兵強將以百萬，法令嚴明，上下一心，此時北朝用兵，能保全勝嗎？就是得勝，勞師傷財，是群臣受害，還是人主受害呢？如果兩朝通好不斷，歲幣盡歸陛下，群臣又能得到什么呢？所以為群臣著想，宜戰(zhàn)不宜和；為陛下著想，宜和不宜戰(zhàn)”。富弼的話，一針見血，利弊得失盡在其中，說得興宗連連點頭稱是。

    富弼見興宗已經(jīng)被自己的話打動，才對興宗最初的質(zhì)問作出回答。他說：“我朝阻塞雁門，是為防備西夏；疏浚塘水，是南北通好以前的事；修筑城墻，不過是因其已破舊不堪；擴招民兵，也只是為了填補缺額，怎么說是違約呢”？“事實果然如此，是我錯怪了南朝。但我祖宗的故地，還望返還”興宗的口氣逐漸緩和下來了。富弼說：“關(guān)南之地是周代的事。若各自都翻舊帳的話，幽、薊兩地曾隸屬中原，難道是北朝的故地嗎”？興宗一時無言以對，便不再理論，于是設(shè)宴招待富弼一行。

    席間，劉六符委婉地說明了遼主以歲幣為恥，還是希望南朝稍作讓步，將關(guān)南之地盡早退回。雖然在酒宴上富弼一直和顏悅色，但提到這個問題，富弼義正詞嚴，“我朝皇帝為祖宗守土保國，寸尺之地不敢予人。北朝所要的不過是租賦財富，我朝圣上為防兩朝百姓再遭兵戈亂，所以委屈自己，以增加歲幣來求全。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關(guān)南十縣，是有意撕毀盟約，而以此作為藉口罷了。澶淵之盟，有天地作證，若北朝首先挑起事端，傷害的并非只我一方，實為天地所不容”。

    第二天，遼興宗召富弼同去狩獵。途中，興宗委婉地說：“南朝如果許我以關(guān)南之地，我當永遠感激不盡，誓與南朝通好”。“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以失地為辱，兩朝既以兄弟相稱，怎可一榮一辱呢”？這次富弼一改前日據(jù)理力爭的策略，將心比心，以情動人，使得興宗再也不好意思堅持索地的要求，同意增加歲幣。

    心有不甘的遼興宗堅持把贈歲幣稱為“獻”。富弼駁道：“南朝為兄，豈有為兄獻弟的道理”？“獻字不用，改一納字”。興宗兜了一個圈子。富弼寸步不讓，興宗悻悻地說：“歲幣肯定是要增加的，又何必在乎這區(qū)區(qū)一字呢？倘若我擁兵南下，難道你朝就不后悔嗎”？面對遼主的威逼，富弼還是毫無俱色：“我朝兼愛南北的百姓，所以委曲求全，增加歲幣，這并非是害怕你朝。若不得已改和為戰(zhàn)，也要以道理曲直作為判斷勝負的標準，那時誰勝誰負，使臣就不敢預(yù)料了”。“卿勿固執(zhí)已見，古時也有這樣的先例嘛”！興宗變著法兒地想要富弼妥協(xié)。富弼再也不能讓遼主的得寸進尺，他勃然怒起：“古時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時，將饋贈稱為南納，但后來太宗首領(lǐng)之時，難道此例尚存嗎”？富弼一臉怒氣，一字一字如錘落地。興宗知道再下去，富弼也不會退讓，便換了口氣，緩緩地說：“我會派人前去再議”。

    興宗果真派使臣專為“獻”、“納”兩字與富弼回宋都再作商議。富弼向仁宗匯報了談判的過程，特別提請朝廷千萬不要應(yīng)允遼的無理要求。仁宗當面答應(yīng)下來，可誰知后來竟在晏殊的建議下，許用了“納”字，葬送了一個國家的尊嚴。以宋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的條件，最終達成了和議。在雙方談判過程中，富弼以“不卑不亢、有理有節(jié)”為謀略，既維護了國家尊嚴和利益，又不傷兩國間的感情；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動人，使遼主乘人之危、坐收漁利的企圖屢屢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