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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關(guān)大街上的孔子入周問禮碑

張漢詩碑《洛書贊》拓片

    孔子入周問禮 知府張漢題碑
    2500多年前，在東周王城洛陽，發(fā)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文化盛事，那就是孔子入周問禮。
    當時孔子30多歲，有旺盛的求知欲。他坐著魯國國君資助的馬車，千里迢迢來到王城，最想見到的一個人，是比他年長20歲的老子。
    老子是有名的大學問家，對周王室的禮樂制度爛熟于心。他看著遠道而來的孔子，覺得自己應該拿出一些“干貨”，讓這個年輕人少走彎路。
    于是，他對孔子說：“你問禮樂制度，當初制定它的人都已經(jīng)死了，只剩一些言論而已。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可以干一番大事業(yè);生不逢時，就應像蓬草一樣隨風而行。我聽說君子盛德，其貌若愚，你要去掉你的驕氣和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要故作高深，這些對你沒什么好處。”
    臨別的時候，老子再次提醒孔子：“那些能言善辯、說話喜歡一針見血的人，最容易因揭人之短而招禍，因此言行一定要謹慎。”
    孔子回去后，幾天沒說話。被弟子們問急了，他才感嘆道：“老子的學問高深莫測，他像天地間的一條龍，相比之下，我只是罐子里的一只小飛蟲啊!”
    老子和孔子這次史詩般的會晤，發(fā)生在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后來，在孔子的家鄉(xiāng)山東，還出土了很多描繪此事的漢畫像磚。
    洛陽人對此事也津津樂道。不過，在張漢立碑之前，它似乎只停留在史書上或者想象中。
    前幾天的一個下午，我來到瀍河東關(guān)大街的東頭，尋訪這通古碑。它安靜地立在那里，與市井的喧囂相伴，仿佛也染上了些微煙火氣。上面“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九個大字為張漢手書，具體負責立碑的是洛陽縣令郭朝鼎，時間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的秋天。
    “這碑名氣可大了，平時來看的人多著呢!”45歲的何女士說。她就住在東關(guān)附近，從小在碑前玩耍。對她來說，這碑就像鄰居一樣親切。
    重修河南府文廟，修建會忠祠
    孔子入周問禮碑是張漢在重修河南府文廟時立的，最初就立在文廟前頭。
    河南府文廟在老城區(qū)文明街，原名金昌府文廟，始建于金，明代重修過。它是祭祀孔子的地方，規(guī)模宏大，布局嚴謹，至今還保留有金、明時期的建筑，文物價值很高。
    身為河南知府，張漢重修文廟，本是職責所在，但他能想到在文廟前立一通碑，上書“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就不簡單了。此碑曾斷為兩截，后因章乃器、章伯鈞等知名人士提議，才得以修復并加蓋碑樓，并遷至現(xiàn)在的位置。
    重修文廟時，張漢還刻了兩通詩碑，分別為朱熹的《河圖贊》和《洛書贊》，都是他親筆書寫，落款為“后學石屏張漢立石”。在洛寧縣西長水村，洛書傳承人符少武藏有這兩通詩碑的拓片，從中可見張漢的書法造詣。
    清雍正五年的秋天，除了孔子入周問禮碑，張漢還立了杜工部故里碑，地點在鞏縣(今鞏義)。
    杜工部即杜甫，唐代著名詩人。張漢到鞏縣視察，見一代詩圣身后凄涼，深感愧疚，遂為杜甫“置祠三楹”，并立碑，親書“唐杜工部故里”幾個字。今祠已不存，故里碑仍在。
    “在保護古跡方面，張漢真是不遺余力。”75歲的何漢儒說，當年為著《張漢碑刻略述》一文，他到處走訪，發(fā)現(xiàn)張漢曾到孟津拜謁夷齊祠，并在洛陽建了會忠祠。還有修城樓、重修上清宮等，張漢在洛陽的幾年間，做了很多這樣的事。
    建會忠祠的起因，是張漢推崇忠臣義士。他曾說，古代的忠臣，商有伯夷、叔齊，周有萇弘，唐有許遠、顏真卿，宋有岳飛，他們的墓多在河南郡。因此，他特意為他們“置祠三楹，在周公廟后，書其楣曰會忠祠”。如今，會忠祠已改名叫禮樂堂。
    張漢修城樓大約是在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之后，他見上清宮風雨飄搖，決定進行重修，并刻石為記。可惜，他題的碑及重修的上清宮后來都在戰(zhàn)火中被毀。
    一朝別洛陽，再憶故人情
    張漢是進士出身，品行端方，文采出眾，在保護洛陽古跡的同時，留下不少贊美洛陽山水的詩篇。
    如他在《嵩縣道中》一詩中這樣寫道：“拂煙掠翠出晴川，笑領(lǐng)風光客路前。細草平鋪春水色，桃花欲醉夕陽天。巡村樹掩云中徑，畫井人耕穴上田。不是垂鞭行不進，玉驄(cōng)也為惜芳妍。”
    這么美好的畫面，誰不留戀?可在河南知府任上的第七年，張漢不得不離開了。離開的原因，是河南發(fā)生嚴重水災，他的上司卻瞞報了此事。張漢憤而呈奏《陳條河南荒歉狀》進行揭發(fā)，結(jié)果被解職了。
    跟張漢發(fā)生矛盾的人是誰?史書沒有明確記載。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的河南水災鬧得沸沸揚揚，卻跟一個人有關(guān)，那就是田文鏡。
    田文鏡對雍正皇帝忠心耿耿，經(jīng)常報喜不報憂，雍正皇帝對他寵信有加，特讓他擔任河南總督，兼管河南和山東。雍正八年，河南水災已致民不聊生，他仍隱匿不報，聲稱“民間家給人足”，逼著百姓繳錢糧。朝野對此議論紛紛，正直的張漢為民請命，憤而揭發(fā)，也在情理之中。
    解職歸家后，張漢專注學問，練習書法，日子過得清貧卻自得其樂。他在當官時，曾自題“留硯堂”匾，意為衣冠盡典，只留一硯傳家;回到云南石屏，他又為家鄉(xiāng)的來爽亭題聯(lián)：“笑紅塵渴利渴名，喝一勺之多，如冰斯冷;愛白泉飲廉飲讓，寫十年之書，與水同清。”不慕名利的他活得坦然，而田文鏡沒有再受重用，在兩年后就病死了。
    張漢的人生還在繼續(xù)。公元1736年，乾隆皇帝登基后，開博學鴻詞科廣攬人才。年近六旬的張漢被召試策論，以“詩賦精詳”再次被授翰林院檢討，任山東道御使。他是個長壽的人，去世時80歲。
    轉(zhuǎn)眼200多年過去，張漢已是故人。對我們來說，這位故人值得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