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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州大學的課堂上，我曾經(jīng)給學生們講：胡適、錢玄同、聞一多、朱自清這些文學巨匠、學術大師早已進入歷史的長河，但距離你們也還并不遙遠。究竟多遠？我在河南大學中文系讀書時，我的老師任訪秋先生是錢玄同、胡適的學生，李嘉言先生是聞一多的學生、朱自清的助教，而我現(xiàn)在又是你們的老師，所以在你們與胡適、朱自清們之間也就隔了兩個人——我與我的老師！ 
    我的這番話，頗近乎“忽悠”，但其中倒也表露出學界歷來暗藏的一點玄機，那就是治學應該是有傳承的。 
    河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曾有詩云“智山慧海傳真火，愿隨前薪作后薪”，這“薪火相傳”形容的就是學術上的因襲與傳承。 
    我更偏愛佛家的一種說法“傳燈”。宋真宗年間釋道原所撰《傳燈錄》自前七佛及歷代禪宗諸祖五家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祖祖相授，以法傳人，猶如傳燈。稍后由杭州靈隱寺普濟和尚編著的《五燈會元》，講佛家派別枝分卻燈燈相續(xù)，聯(lián)芳續(xù)焰而千古光明，更是盡顯“傳燈”之風采。 
    佛界如此，學界也大抵如此。 
    然而回望我們數(shù)十年的大學教育，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欺師蔑祖乃至誅師滅祖的惡行總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勵，本應一以貫之的學統(tǒng)，整體上早已變得支離破碎。這大約就是當下學界，尤其是人文學科長衰不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開封古城東北一隅的河南大學，似乎有一個偶然的例外，那就是以任訪秋先生為軸心、為主線的近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 
    任訪秋生前曾經(jīng)談到他與錢玄同、胡適、周作人的師生情誼。 
    在北師大的頭兩年里，任訪秋先后選修了錢玄同的《國音沿革》、《經(jīng)學史》和《說文研究》等課程。錢玄同個性獨立、學問淵博，有名士風范。任訪秋聽他的課感覺“茅塞頓開”，眼界為之一擴，他一生的治學生涯遂由此打下根基。 
    在北京大學研究院，任訪秋直接師從周作人，成為周氏登堂入室的弟子、西直門內八道灣周宅的常客。正是在周作人那里，他發(fā)現(xiàn)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與晚明公安派十分相近，便以公安派的中堅袁中郎作為研究方向。周作人不但悉心加以指導，還將自己珍藏的明刻本袁中道《游居柿錄》借他參閱。上世紀90年代，已經(jīng)風燭殘年的任訪秋聽說《讀書》雜志刊載了一篇關于周作人凄涼晚景的文章，便立馬讓學生找來，用近乎失明的雙目仔細讀過。盡管世事滄桑，埋藏心底的這分師生情誼仍在。 
    任訪秋不但選修過胡適開設的課程，課下還與胡適有信件往來。他從胡適那里接受更多的是他的治學方法：思想史、文學史的研究與撰著應以明變、求因、評判為目的。其中包括歷史的宏闊視野、系統(tǒng)的收集整理、比較的分析方法。在古今接續(xù)、中外會通中“明變”，從社會思潮變遷、學術思想傳承中“求因”，在五四新文學精神的感召下加以“評判”。從青衿學子到耄耋老翁，任訪秋的治學路徑一以貫之，幾乎成為宿命，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