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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豫西諸縣刀客滋擾，匪焰甚熾。其桿子之多、類型之雜、為禍之廣，涉及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層面，再現(xiàn)豫西匪患即可真實再現(xiàn)豫西大動亂、大饑荒、大災難。
                
    土匪也打旗，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還有，桿匪與桿匪之間怎么區(qū)分？土匪隊伍有沒有“番號”？以前有人考證說：土匪隊伍也是有“番號”的。其實沒有這回事兒，土匪隊伍沒有“番號”，只有山頭，桿匪在綠林里活動，是靠匪首報號（報名號，豫西綠林稱“亮牌子”）與打旗幟來表明身份的。
                
    1 從“亮牌子”看匪首的門派、出身、性格
                
    “番號”一詞，在原來的漢語詞庫里是沒有的，這是一個舶來詞。具體講，“番號”就是編碼，通過番號可以找到對應的資源，后來“番號”一詞廣泛應用于部隊，漸成狹義，是指按照部隊的性質(zhì)、編制序列和數(shù)字順序授予部隊的名號。
                
    土匪隊伍完全無序列，所以根本不會有“番號”，但在抗戰(zhàn)時期，一些土匪隊伍轉而抗日，被國軍收編后給以“番號”，此當另解，因這些武裝的性質(zhì)已完全改變了。
                
    那么在民國時期，豫西地區(qū)有數(shù)百桿土匪武裝，這些隊伍又是怎么區(qū)分的呢？綠林中人以及平民遇到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裝，又是怎么區(qū)分他們呢？經(jīng)調(diào)查是這樣的：第一靠匪首“亮牌子”報名號，第二靠打旗幟表明其是哪個山頭的。
                
    “亮牌子”，就是亮出匪首的名號。一般來說，只有匪首才有名號，才可以稱為“牌子”，才可以代表一支土匪隊伍。一般的嘍啰沒有名號，最多是一些外號，外號只能代表個人，在私下里叫一叫，場面上不能“亮牌子”。
                
    值得注意的是，土匪隊伍中的骨干分子，由于各具特長，或長相特殊，在江湖上出了名，其外號就很響亮，漸漸成為名號。譬如《林海雪原》中的欒平，原是奶頭山“許大馬棒”的聯(lián)絡副官，外號“小爐匠”，還有一名土匪，因臉上長了一撮毛，故有“一撮毛”之稱。
                
    東北土匪與豫西土匪不一樣，他們報名號時，不叫“亮牌子”，而叫報號。報號自古有之，用來亮明身份。報號是土匪的名片與無形的旗幟，沒有響當當?shù)拿�號，在江湖上就難以立穩(wěn)腳跟。所以，大桿匪首皆有綠林報號，打劫的時候，呼嘯而來，勒馬而立，大聲報號，響當當，不怯場，“好漢做事好漢當”，表示對某個事件負責。（如圖）譬如現(xiàn)在伊拉克、敘利亞發(fā)生了汽車炸彈襲擊，在炸死炸傷許多人之后，便會有某個組織站出來說：“我們對此事負責。”
                
    “亮牌子”，也稱為“叫牌子”，喊出來的名號五花八門，從中可看出土匪的許多信息，譬如洛寧有一桿土匪，大架桿的名號叫“張寡婦”，一看就知這桿匪的首領是女性；汝州有一個巨匪首領，“亮牌子”時愛說“我是老洋人”（張慶），原來，他長得高鼻深目，很像外國人，這是根據(jù)長相取的名號；豫西還有個匪首，名號“崔二蛋”（崔振聲），打起仗來像瘋子，平時殺人不眨眼，所以名號“崔二蛋”，這是根據(jù)土匪性格起的名號。至于“柴老八”（柴云升）、“關老九”（關金鐘）等名號，一看就是按土匪結拜時的排行起的名號。
                
    值得注意的是，豫西土匪為家人報仇，殺人前或殺人后都不說名號，而要報真名，這是為什么呢？原來一個正常的人，因為各種原因，上山落草為寇，他們不愿牽連家眷，就隱姓埋名，便有了一個江湖名字。作為匪首，是為名號；作為嘍啰，是為外號。這些人舍棄真名不用，是表示從此入了江湖，要與正常社會割裂的意思。有些人大仇未報，入伙一段時間后，有了力量與機會，下山報仇這一次，就要報真名了，痛痛快快給個交代。
                
    譬如洛寧人董世武，就是因父親被殺而被迫上山為匪的，多年后他已成為匪首，逮住了殺父仇人，就綁了仇人到集市，說道：“我是磚嶼村的董世武！馮老七是我的殺父仇人！今日我為父報仇，與別人無關！”他這樣做，一是向社會宣告自己報了仇，二是他相信已經(jīng)死去的父親，不會知道他的綠林名號，而只記得他的原名。
                
    土匪被殺前“亮牌子”，表示不公式。張寡婦最后被捕，被拉到東關大石橋行刑時，她“亮牌子”道：“老少爺們兒呀，我就是洛寧的張寡婦！張寡婦就是我！我是被逼才出來拉桿的，我想報仇（其丈夫及一個兒子被仇人所殺），我死了也要報仇！”
                
    2 土匪也打旗幟，豫西土匪旗幟多是白色
                
    土匪也打旗幟，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土匪嘯聚山林，行蹤詭秘，按理說應潛蹤而行，以防被人發(fā)現(xiàn)，不應該打旗幟的。但恰恰相反，豫西桿匪大多有旗幟，而且旗幟的顏色怪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白色，是豫西民間最忌諱的顏色，在辦喪事的時候才大量使用，俗稱“辦白事”，棺材前打的幡兒，是用白紙剪成的碎條子，挽成拖把形狀，快到墓地時，將其掛在路旁樹枝上，飄飄搖搖，很難看。按說，這種“不吉利”的顏色，土匪是不應拿來作為旗幟的顏色的。但很奇怪，土匪用了，而且有人親睹。
                
    洛陽文人李振山寫過一篇短文：“20世紀20年代，我的家鄉(xiāng)一帶鬧匪患，人們擔驚受怕。我幼年時，就聽說土匪從洛陽龍門南側到龍門北，他們盤踞在龍門、花園、杜村、李屯等村，由村民供給吃喝。土匪常在后半夜成群結隊外出活動，順著大路往洛河北攻城劫寨，搶財物，拉票子……有時候，我在村邊玩耍，遠遠看見他們打著一桿一桿的白旗路過。記得在1925年，土匪蔡樹祥一桿打著旗號，由西向東從我村北面大路上過，我好奇地看到他們打的是白旗。旗有二尺多寬，五六尺長，上寫了一個‘蔡’字。1927年，洛陽一帶大股土匪被剿，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這種白旗了。”
                
    至于土匪為什么打白旗，欽良經(jīng)過多方調(diào)查，沒有人能夠回答。有專家認為李振山當時年齡小，沒有看清打白旗路過的土匪是去干什么，并懷疑李振山看到的這些打白旗路過的土匪，應該是去參加喪事，因為他看到的是“一桿一桿的白旗”，這符合喪葬時大量用白旗來營造悲涼氛圍的情況，因為平時桿匪出行，隊前打一桿旗幟，表明一個“山頭”足矣，又不是去玩社火，何必用“一桿一桿的白旗”來營造氛圍呢？
                
    值得注意的是，李振山還說1925年，土匪蔡樹祥一桿也打白旗，旗有二尺多寬，五六尺長，上寫一個“蔡”字，也是白旗。這就不是什么喪葬隊伍了。“蔡”是表示該隊首領的姓氏，與《水滸傳》中梁山宋江打的那個“宋”字旗幟，性質(zhì)上是一樣的，這又怎么講呢？只能說明當時豫西土匪真的打白旗——百思不解，定有原因，希望方家看到這篇文章后，給以考證。
                
    土匪打的旗，旗上書寫的內(nèi)容，也不盡相同。一桿匪盤踞在一個地方（或山頭），其駐地要打出一桿大旗，高高飄揚，上寫本山頭的行事宗旨，或寫“殺富濟貧”，或寫“替天行道”，或寫一個“義”字。土匪離開匪巢，來到外邊時，則不打這種旗幟了，而要換一種旗幟，旗上單寫一姓，這個姓可以是總架桿的姓，譬如上文提到的蔡樹祥的“蔡”，也可以是總架桿下面其他桿首的姓，譬如蔡樹祥手下若有一個二架桿姓“劉”，則亦可寫一個“劉”字，二架桿率自己的分隊出征時，則完全可以打出“劉”字旗。凡此種種，皆為知識點，可略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