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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屢遭同僚抵牾，甚至他的朋友、同窗和老師對他言事無忌也頗多爭議。他入官的推薦人晏殊就曾責備他“好奇邀名”，當朝另一位宰相呂夷簡也說他“務(wù)名無實”。但是，他死后的千百年來，士大夫和老百姓卻給了他昭若日月的評價。朱熹評論他說“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劉漫塘說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明代方孝孺說他“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清代袁枚稱其“黃閣風裁第一清”。范仲淹生前有褒揚有指責，有賢名有譏諷，所謂毀譽參半，但在死后卻好評如潮，甚至成為士大夫的精神領(lǐng)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一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其父范墉，曾任成德軍、武信軍、武寧軍掌書記。范仲淹兩歲喪父，家道中落，當時母親謝氏還十分年輕，加上母寡兒孤、貧無所依，便帶著兒子改嫁淄州長山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為朱說，并在朱家長大成人。朱文翰做過地方小官吏，對繼子并未冷眼看待，“既加養(yǎng)育，復(fù)勤訓(xùn)導(dǎo)”，寄予厚望，期成大器。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鄉(xiāng)度過了他的少年時光，接受了啟蒙教育。養(yǎng)父雖然對他期望甚厚，但畢竟是重新組合的家庭，庶母繼子難免生出寄人籬下的孤苦，生活上也窘迫，這讓范仲淹在進士及第步入仕途前嘗盡艱辛和折磨。然而正是這種艱辛和折磨，鑄就了他堅韌不拔的性格。

    范仲淹一生讀書不輟，特別是多次遷居的青少年時代，每遷一地，都留下了讀書的遺跡，也留下了許多讓人感動的苦讀故事。在安鄉(xiāng)時，范仲淹曾讀書于當?shù)靥�平興國觀，寒暑苦讀不倦。清朝翰林張明先有詩言“荒臺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書臺夜雨”這清寂而優(yōu)美的詩意，概括了范仲淹這段少年攻讀生活。

    隨著學(xué)識的增加，范仲淹開始由“要我讀書”變成了“我要讀書”，雖然常常忍饑挨餓，但他不以為意。1009年前后，范仲淹隨養(yǎng)父回到養(yǎng)父的故鄉(xiāng)淄州長山，讀書于長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飲食僅僅一碗稀粥，先冷卻，然后分成4份，早晚各兩份，再配以鹽拌韭菜。“劃粥斷齏”成了他勵志苦讀的深刻寫照。如果說這段讀書經(jīng)歷是他自覺讀書的表現(xiàn)，那么多年以后他到應(yīng)天書院求學(xué)，則是為自立而讀書了。幼年喪父乃人生大痛，當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時，不啻于當頭棒喝。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朱氏兄弟奢華浪費而不知節(jié)儉，范仲淹曾多次勸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勸說得不勝其煩了，便脫口而出“我們用朱家的錢，與你何干？”他聽此言后十分疑惑，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孫嗎？他四處打聽到自己的身世之謎，最后才知道自己是姑蘇范氏之子，內(nèi)心的痛苦與悲憤噴涌而出。范仲淹是個烈性漢子，毅然決定自立門戶，并立即離開朱家，負琴攜劍，求學(xué)應(yīng)天府，唯一的目的就是發(fā)奮讀書、學(xué)成迎母。這年，他23歲。

    在應(yīng)天書院求學(xué)，由于與朱姓決裂，生活一度沒了著落，有一頓沒一頓的，異常艱難。范仲淹孜孜求學(xué)，倦怠時以涼水澆臉，饑餓時以稀粥為食，日夜與詩書相擁，5年未解衣就枕。當?shù)匾幻�官員的兒子與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范仲淹，便把他的苦讀情況告訴了自己的父親。這位官員很受感動，從自己的飯菜中節(jié)省一份出來送給范仲淹，但被范仲淹婉言拒絕了。范仲淹說不是不感謝他的深情厚誼，而是自己喝粥習(xí)慣了，也不覺得苦，一旦享受豐盛的飲食，以后喝粥就索然無味了，表達出清苦亦樂的豁達。還有一次，宋真宗幸臨應(yīng)天府，全城萬人空巷，應(yīng)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圣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xù)讀書。有人回來后問他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見其抱負的遠大。

    十年寒窗，范仲淹“大通六經(jīng)之旨”。1015年，27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即奉母侍養(yǎng)，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個理想，也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進仕后，他在《寄鄉(xiāng)人》詩中說“鄉(xiāng)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對自己的苦讀生活僅淡淡地一筆帶過。

    二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后世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御邊，二是新政。1040年，宋與西夏的戰(zhàn)事復(fù)燃，范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后遷龍直學(xué)士、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知延州。御邊的過程中，范仲淹在戰(zhàn)略上主張“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guān)內(nèi)，使無虛可乘”，采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的辦法，積極整頓軍備，堅持以守為攻，爭取最后的勝利。當時，范仲淹的御夏方針，為許多朝臣和將帥所不理解，一時被譏為怯懦。宋仁宗急于求成，采用了主動出擊的建議，結(jié)果在好水川和定川寨之戰(zhàn)中損兵折將，大敗虧輸。痛定思痛，宋仁宗才決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實證明，范仲淹堅持的戰(zhàn)略是著眼現(xiàn)實和長遠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韓琦主持下，邊城日固、士氣日盛、軍備日精，陜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初步構(gòu)筑完成，戰(zhàn)局開始有了變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覷宋軍。當時民謠可以為證：“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此后，宋夏于1043年和議，范仲淹穩(wěn)妥積極的防御戰(zhàn)略取得實效。

    宋仁宗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yè)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善始不終。與西夏的戰(zhàn)爭久不能勝，使他認為強內(nèi)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這也并非不正確，只是時機把握不準。當戰(zhàn)事稍停，他不顧西線戰(zhàn)略功虧一簣的危險，于1043年4月緊急調(diào)任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擢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應(yīng)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擇官長、厚農(nóng)桑、修武備”等十項改革措施，拉開了“慶歷新政”的序幕。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余都為改革吏治的措施，這也確實給內(nèi)外交困的宋王朝對癥下藥、正本清源。但“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幸”等措施實行后，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擊，加上宋仁宗的有始無終、朝廷大臣的瞻前顧后和守舊勢力的頑固阻撓，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慶歷新政”以失敗告終。

    范仲淹的施政抱負雖然總是功敗垂成，但他憂國憂民的精神是一貫的，他為民務(wù)實的奮斗是持之以恒的。他在《給晏殊并呈中丞》中說“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在《依韻酬吳安道學(xué)士見寄》一詩中，他慷慨陳詞：“豈辭云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萬民。”任職泰州時，由于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到海潮泛濫，往往農(nóng)田洗蕩、牲畜無存�？吹桨傩詹豢捌淇啵�范仲淹心急如焚，不斷上疏建議修復(fù)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終爭取了朝廷的支持。修復(fù)捍海堤工程先由范仲淹主持，后由淮南轉(zhuǎn)運使胡令儀和發(fā)運副使張綸主持。經(jīng)過官民3年艱苦卓絕的奮戰(zhàn)，在1024年，一條75公里的捍海大堤終于橫亙在洪水猛獸面前，外逃居民紛紛重返故園，生產(chǎn)迅速得以恢復(fù)。通州、泰州、楚州一帶從此水旱無憂，當?shù)匕傩丈钌罡心罘吨傺偷墓�績，將捍海堤取�?ldquo;范公堤”。

    三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說敢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糾偏勘誤不辟禍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體制弊端，不斷向朝廷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條條符合現(xiàn)實，條條都是治弊的猛藥，體現(xiàn)了范仲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情懷。早在1025年，當還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時，位卑言輕的范仲淹便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宋仁宗呈上《奏上時務(wù)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yǎng)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給朝廷呈上《上執(zhí)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據(jù)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后，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yīng)學(xué)士院試。

    范仲淹立身孤高，報國奉行“以言為先”，而且次次都是藥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屢言屢貶。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章獻太后“卷收大權(quán)，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宋仁宗親政。此前他還諫阻宋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觸怒章獻太后，被貶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反映了他寧死不默的一貫精神。

    1033年，章獻太后駕鶴歸西，親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拔擢了一批章獻太后垂簾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由陳州通判召還，擔任了諫官。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不久，宋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到垂拱殿門，伏奏郭后不可廢，結(jié)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即使狼狽如此，范仲淹還在《睦州謝上表》中反復(fù)勸說宋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1035年冬，范仲淹由知蘇州提拔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jiān)進京。歸來后的范仲淹，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首相，頗為專權(quán)。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制成《百官圖》上呈宋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當、以權(quán)謀私。這把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反在宋仁宗面前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次，他又落職饒州。

    歷經(jīng)三度貶職，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zhí)的堅持，源于他特立獨行的性格，源于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源于他許國忘身的精神。只是，不以他為迂闊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幾人？

    四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信圣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又在《蒙以養(yǎng)正賦》中說“學(xué)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圣。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圣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終“內(nèi)守樸忠，外修景行”，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xiàn)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竭力事功而諫言無忌、進退自如而操守過潔，使他在當時成了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結(jié)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范仲淹確實愛名，但他愛的是竭誠報國之名，愛的是經(jīng)綸濟世之名，愛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為他愛名如寶、雪操冰心，注定了他無論是重用為股肱之臣還是貶謫為偏遠小吏，始終“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來，馮道、范質(zhì)之輩充斥于朝，不以國破君亡為恥，反以連任“貳臣”為榮。尤其是馮道，歷五朝四姓十主而釣臺穩(wěn)坐，自命“常樂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風沿襲五代，積習(xí)難改，士大夫不顧廉恥、不守節(jié)操、曲學(xué)阿世者不乏其人。范仲淹作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礪名節(jié)，不易操守。他滿懷至誠，固守大道，認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jié)不可降”，誓言“定應(yīng)松柏心無改，自信云龍道不孤”。正因為名節(jié)和操守的堅持，使他能始于潔行而不耽于憂戚、見于大節(jié)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諫諍于朝庭，“三黜專城”依然救民于水火，眾口鑠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說“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jié)當如竹有筠”。朱熹對他給當朝士風的精神影響和作用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

    1052年，64歲的范仲淹舊疾纏身，感覺大限將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遺表》，念念不忘的仍是社稷長遠、邦國興衰。他以將死之言規(guī)勸宋仁宗：“伏望陛下調(diào)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中。”他還對“事久弊，則人憚于更張”深感憂慮，對自己“功未驗，則俗稱于迂闊”深表遺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卻只字未提，表現(xiàn)出他一生堅守的大忠和大節(jié)。

    范仲淹經(jīng)天緯地之才而用之未盡，憂國憂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遺憾是泣血的遺憾，正如韓琦在《范文正公奏議序》中感嘆：“不幸經(jīng)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fù)沮者，幾十四五。”他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