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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960年，北宋政權建立，東京城開封再次成為帝鄉(xiāng)，并在后來發(fā)展成“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的國際大都會。作為天子腳下，東京的城市建設與管理，既關系到皇室生活的質量、朝政國事的開展，也關系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為此，北宋政府在改善城市環(huán)境、維護城市衛(wèi)生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植樹綠化 打造園林城市

    歷經五代十國半個多世紀的混戰(zhàn)，此間雖有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定都于此，但終因戰(zhàn)亂不休，自中唐以來一度發(fā)展的汴州城，四周植被破壞嚴重，尤其是風沙肆虐。對此，梅堯臣有“海神不朝雪不作，大梁塵土蔽天高”的描寫，王安石有“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低回大梁下，屢嘆風沙惡”的無奈；司馬光有“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傍柳，慘澹少顏色”的嘆息。羅大經《鶴林玉露》記載：“本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周輝也在《清波雜志》中記述，當時的東京，貴族官僚乘車駕出門，常召來一二十人在前面灑水以減少灰塵，時人稱之為“水路”。

    可見，要創(chuàng)建一座環(huán)境優(yōu)美、具有都城氣派的城市，擺在北宋統(tǒng)治者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盡快治理風沙。為此，北宋政府大力開展綠化活動，且成績斐然。

    首先是宮城殿庭四周及道路兩旁的綠化。宋廷令人大量種植槐樹和竹、桃等植物，以至宮城城濠“夾岸皆奇花珍木”。宋祁詩云“夾道宮槐鼠耳長，碧檐千步對飛廊”，王安石也詩云“翠木交陰覆兩檐，夜天如水碧恬恬”，均可為證。

    其次是御街的綠化。宣和以前，兩旁主要栽種楊柳。據魏慶之《詩人玉屑》記載，真宗還曾賦詩贊美御柳，并有宰相陳執(zhí)中和詩：“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tài)，恨殺昭陽學舞人。”王安石也在《御柳》中云：“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斗杓。”可見效果不錯。到了宣和年間，御街不僅綠化了，而且美化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御街兩旁，“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其他城內街道，主要種植槐柳，以柳樹居多�！稏|京夢華錄》記載，“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陰”“自西門東去觀橋、宣泰橋，柳陰牙道，約五里許”“迎祥池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雁游泳其間……”張耒也有詩歌《柳》描述：“永豐坊里舊腰肢，曾見青青初種時�？幢M道邊離別恨，爭教風絮不狂飛。”

    至于那條穿城而過的汴河，宋初太祖就下詔，“夾岸植榆柳”。宋祁在《汴堤閑望》中有“虹度長橋箭激流，夾堤春樹翠陰稠”的描繪。“隋堤迢遞柳成林，一望青青秀色深”，“隋堤煙柳”成為“汴京八景”之一，當名不虛傳。

    東京城外城之城壕曰護龍河，宋初以來，朝廷屢次下詔，要求兩岸廣植楊柳，《東京夢華錄》開篇即說：“濠之內外，皆植楊柳。”

    經過多年努力，“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并無閑地”（《東京夢華錄》），京城及其四周生態(tài)環(huán)境大為改善。加上遍布城內外的皇家、官辦和私家園林以及盛行的種花養(yǎng)花風氣，東京成為一座“蔥蔥佳氣鎖龍城”的優(yōu)美城市�！稏|京夢華錄》中一段記述京城人出城探春的文字可窺見一斑：“次第春容滿野，暖律暄晴，萬花爭出。粉墻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錢惟演詩句“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韋襄詞句“帝城春媚，綠柳參天花照地”，均是對東京春景的描繪。

    治理“侵街” 維護市容交通

    北宋時期，在東京城發(fā)生了一場“城市革命”。傳統(tǒng)的都城布局都是遵循坊市制，唐代長安城達到鼎盛。在這種制度下，整個城市如同棋盤，作為居住區(qū)的“坊”與作為商業(yè)區(qū)的“市”分離，且四周筑以高墻，坊、市門口有專人把守，啟閉時間由政府統(tǒng)一規(guī)定，晚上實行嚴格的宵禁。

    北宋之初也采用這一制度，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東京城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繁榮和流動人口的增加，封閉的坊市制遭遇到危機，市民推倒坊墻、臨街開店的現象屢禁不止。到了仁宗景年間，政府作出讓步，允許百姓臨街開設店鋪，幾千年來的坊市制度告別了歷史舞臺，讓位于街巷制。自此整個東京城全面開放，店鋪鱗次櫛比，商販旅人云集，大街小巷、橋頭路口均是交易之地，連夜市也逐漸興盛起來。

    然而，街巷制卻帶來了一個令政府頭疼的現象，那就是“侵街”的出現。在坊市制下，城市街道嚴禁侵占，但在新的形勢下，這成為一個問題。端詳《清明上河圖》就不難發(fā)現，無論十字街頭還是背街小巷甚至虹橋之上，都有商販占道經營，加上侵占公共用地私自建房、亂搭亂建，結果導致東京城“坊無廣巷，市不通騎”，給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都造成了嚴重影響。何況，當時的東京城，政府機關與商業(yè)區(qū)、居民區(qū)雜處在一起。對此，北宋朝廷接連下詔治理。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下詔，令“開封府撤毀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并令開封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天圣二年(1024年)，仁宗下詔：“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開封府榜示，限一歲，依元立表木毀拆。”景元年(1034年)，仁宗再次下詔：“京舊城內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毀撤之。”

    為了實現詔令的目的，北宋政府還動用了刑法：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御巷，杖六十……主司不禁與同罪”“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因為“侵巷街、阡陌，謂公行之所，若許私侵，便有所廢”（《宋刑統(tǒng)》）。對于官員“侵街”，朝廷更是不容。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一個職務為八作使的官員段仁誨，在家門前修筑垣墻，侵占了景陽門街，太宗大怒，“令毀之，仁誨決杖”。對于一般百姓的 “侵街”行為，考慮到其生計艱難，朝廷還是有所照顧。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勞擾不許”。

    為了維護好東京城的衛(wèi)生和交通秩序，北宋政府成立有專門的城市管理機構——街道司，“掌治京師道路”，基本隊伍有500人，與開封府一道，維護街道衛(wèi)生，遇皇上出宮，須事先整治。無疑，這既有利于出行，也為商品交易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

    醫(yī)療安葬 詔令防控疫情

    東京城經濟繁榮、人口稠密且流動性大，因而疫情爆發(fā)集中。有學者統(tǒng)計，北宋時期全國發(fā)生疫病104次，其中東京占19次，大疫發(fā)生在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嘉五年（1060年）、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和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死亡率高、破壞力強，北宋政府對此嚴加防控。

    北宋政府設有掌管宮廷醫(yī)務、專門為服務于皇帝的翰林醫(yī)官院（后改稱“翰林醫(yī)官局”）培養(yǎng)醫(yī)務人才的機構——太醫(yī)局，但京城一旦發(fā)生疾疫流行，皇上多下詔命太醫(yī)局及翰林醫(yī)官院進行救治。太宗時，東京城又設置駐泊醫(yī)官，當疾疫發(fā)生時，就依法派出醫(yī)官巡治，控制疫情。

    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京城暴發(fā)瘟疫，死亡甚眾，朝廷先后頒詔三道以應對疫情，通過派醫(yī)、賜錢和賜藥及令太醫(yī)局負責治療等措施，抑制了疫情進一步擴散。其中在派醫(yī)上，太宗詔令太醫(yī)局選派出10位良醫(yī)，“分于京城要害處，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疾而至者，即與診視”。哲宗元八年（1093年），“在京軍民，難得醫(yī)藥，令開封府體訪”，“于太醫(yī)局選差醫(yī)人，就班直軍營坊巷，認地分診治”。

    為方便百姓購藥，北宋政府還廣設藥局，平時平價售藥，疾疫流行時則低價出售或無償施藥。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下令在東京設立“熟藥所”（后改稱“醫(yī)藥惠民局”，隸屬太醫(yī)局），經營中成藥專賣。藥所根據民間驗方，加工炮制成丸、散、膏、丹等中成藥出售，價格也比私人藥店便宜，后在全國逐漸普及�；兆诔鐚幎�年（1103年），政府在京城設修合藥所，后改稱“醫(yī)藥和劑局”，局下設藥材所，對藥材的收購和質量進行鑒別把關。“和劑局”還編印出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收入各種成藥的配方，以官方藥品標準作為藥物生產的依據。

    為防疫情擴散，隔離十分重要。北宋政府“遵古之遺法”，在東京設福田院，徽宗年間又在京城和全國設居養(yǎng)院、安濟坊，此前元符元年（1098年），朝廷還頒行《居養(yǎng)法》，除養(yǎng)活鰥寡孤獨貧者外，還規(guī)定對病者給藥治療。

    為防止尸體傳播疫情，北宋政府還以度牒（官府頒發(fā)給出家僧尼的憑證）為獎勵，招募僧人掩埋尸體。天禧年間，真宗特下敕書，嘉七年（1062年），仁宗下詔開封府，均要求在東京城郊外購買地皮，掩埋尸體。元豐二年（1079年），神宗根據陳向的建議，下詔令開封府管轄內的僧侶收葬無主骸骨，此謂“漏澤園”制度。

    在防疫過程中，保護京城公共環(huán)境衛(wèi)生十分重要，因此北宋政府對于侵占河道、傾倒垃圾、污染水源等行為進行制止和懲處。為防止閭巷居民傾倒垃圾、糞便淤塞河道污染環(huán)境，朝廷令開封府派出責吏巡邏，一旦發(fā)現違禁者，可根據《宋刑統(tǒng)》規(guī)定進行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