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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時期，西北定難軍節(jié)度使、西平王趙元昊襲父職反叛大宋，西夏稱王。不斷進犯陜甘邊區(qū)，從而加劇了這一地區(qū)的民族矛盾，威脅著大宋政權。慶歷二年（公元１０４２年），北宋王朝提升任范仲淹為陜甘主帥，與韓琦開府涇原，牧政戍邊。
    羌族歷來是陜甘地區(qū)的主要少數(shù)民族，這個民族種族部落部別繁多，各部落之間沒有統(tǒng)一的首領，互不歸統(tǒng)，各自為政，因此常常發(fā)生部落之間的械斗、火并等紛爭。范仲淹任職后，實地巡察了陜甘邊境的軍事、民族狀況，得知慶環(huán)二州羌人居多，且與西夏毗鄰交界，由于各種利益的驅使，有些羌族部落明歸大宋，暗結西夏，并且為其進攻陜甘邊區(qū)充當向導，以至于西夏軍隊每每進犯無論長驅直入，還是迂回進攻都能節(jié)節(jié)得手，連連獲勝。
    根據(jù)這個情況，范仲淹敏銳地意識到，要想徹底牧御西夏叛軍的入侵，必須妥善地處理民族矛盾，誠心誠意地團結陜甘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羌族同胞共同抵抗西夏，增強邊防力量，從而安定邊境，鞏固國防。因此他戌邊抗夏的首要舉措不是依例籌錢征糧準備打仗，而是深入羌地，精誠和羌，致力民族團結，為戍邊抗夏奠定雄厚的基礎力量。
    首先，他誠懇地尊重羌人，團結羌人，無論哪個部落的羌人酋長前來見他，他都一視同仁，熱情地親迎于門庭，陪伴于堂室，推心置腹坦誠相待，說民情論國是，始終“推心接之而不疑”。他的這種人格風范和修養(yǎng)舉止，逐漸贏得了羌族各部落來訪酋長的好感與稱贊，并且為各部落間的相互交流和溝通形成媒介，進而形成一條民族部落之間友好團結的紐帶，漸漸弱化或消除了一些部落或民族間的對立和矛盾，為和羌抗夏、鞏固國防鋪平了道路。
    其次，他深入羌族地區(qū)禮慰羌人，檢閱隊伍，切切實實地訂立聯(lián)合抗夏的合約規(guī)定，并且論功行賞，鼓勵羌族同胞擁宋抑夏，做出貢獻。
    慶歷元年四月，范仲淹巡察環(huán)州（今甘肅慶陽環(huán)縣地區(qū)）了解到這里有羌人答應做西夏向導不日進犯，沒有采取武力，也沒有責備酋長，而是不動聲色地帶上禮品來到環(huán)慶，以大宋皇帝趙禎的名義前來慰問和獎賞，同時與奠長一起檢閱羌人的隊伍，之后又在友好祥和的氣氛里共話御夏事宜，接著就訂立如下約規(guī)：“若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只馬二匹，已殺者斬。負責爭訟，聽告官理，輒質縛平者，罰羊五百只馬一匹。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只，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兩只；全族不至，質其首領。”由于這個約規(guī)合情合理，因此“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個別原要為西夏當向導的羌人也改弦易張以保宋抗夏為榮，以叛宋通敵為恥不再事夏了。
    慶歷五年春，范仲淹又專程來環(huán)州分別對諸羌酋長８００多人進行慰問，褒掖他們對大宋的忠心和積極的愛國熱忱，并發(fā)給他們宋朝的禮物。對御敵有功者增獎繒彩銀器等珍貴器物。正月，又設酒款待環(huán)州的熟羌戶藩官１７００多人，并以皇帝的名義給予論功行賞，獎品有彩絹、角茶、銀碗、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交椅不等，同時又重新訂立了抗擊西夏的約規(guī)。
    再次，他選賢任能，不斷促進民族團結。范仲淹聽說種世衡這個人長期在陜甘地區(qū)任職，特別擅長和善于同少數(shù)民族打交道，而且無論是在漢區(qū)還是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他的威信都很高，便在巡邊環(huán)州時特別召見了他，并且委以重任，讓種世衡知環(huán)州，同時勉勵：“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澗城已固，乃奏徙世衡知環(huán)州，以鎮(zhèn)撫之”。
    種世衡到環(huán)州任職后，果不負范仲淹所望，始終恪盡職守，做出許多鞏固民族團結與羌人同仇敵愾忠于國家的實事。如，羌酋長慕思的部落最強，他常與之交往，彼此之間兄弟一般誠實可信，因而深受慕思的敬重，“由是得其死力”，抗夏保國，堅守陣地，以致夏軍不敢進犯。
    此外，范仲淹還一再推薦羌族中有威信的酋長來管理地方政務，協(xié)調部落矛盾。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常積極主動地出面調解或平息民族糾葛，致力于民族團結。有一次，他得知“石昌鎮(zhèn)中梁家族蕃官屈都等與小遇族蕃官薛娘相互為仇，其梁家族點集一千余人騎待報復相殺”的消息之后，立即撂下其他事務，重點調解此事，他一方面指派指揮使部慶宗帶上銀碗、彩絹等物前往石昌鎮(zhèn)牽制梁家，進行撫慰調解，一方面又派人前往小遇族部落協(xié)調，自己又親臨兩地化解他們的心結，直至兩家重新修好。
    由于范仲淹陜甘和羌深入人心，因此“時邊民歸附者甚眾”。眾多邊民的歸附，不僅為戍邊抗夏提供了兵員糧草，而且維護了邊境安定，有利于經濟發(fā)展。范仲淹看到云集不息的羌眾來到慶州，不僅不認為是添煩擾政，反而非常高興，索性徹底安置他們，于是便在慶歷三年（１０４３年），建造了業(yè)樂城（今甘肅華池悅樂），使“熟羌歸業(yè)者數(shù)萬戶于慶州”的少數(shù)民族皆得以妥善安置，“讓蕃部百姓安居樂業(yè)”，結果帶來了邊區(qū)的繁榮與興盛。這實在是一樁造福后代、垂范千秋、功德無量的政績，至今仍為陜甘地區(qū)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傳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