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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自開國到宋神宗，已經(jīng)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宋初以來就出現(xiàn)了冗臣、冗兵和冗費的問題愈演愈烈。國家財政出現(xiàn)赤字，無法滿足日益龐大的開支，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廣大農(nóng)民由于豪強兼并，高利代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特別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歷改革因為范仲淹的受排擠而很快流產(chǎn)，指使宋朝的社會矛盾就更加尖銳。在這個形式即位的宋神宗，正是風化年少，血氣方剛，有一股銳意改革的膽略。因此在其即位之初就下詔改革之建議，并且急于尋找一個有才識有魄力能夠全力幫助他改革的大臣，就在這種情況下，懷才多年的王安石就脫穎而出了。

    宋神宗在做太子的時候就從自己的幕僚口中得知王安石是個極有政治抱負和政治思想的人。因此剛一登基，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之后，由于三朝老臣韓琦辭相，宋神宗便準備讓王安石出任宰相一職，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包括韓琦、富弼在內(nèi)的元老重臣的反對，同時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參知政事唐介、侍讀孫固等也以各種理由反對王安石出任宰相�？墒撬紊褡诓灰詾槿�，力排眾議，于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富過強兵的序幕。

    熙寧二年，新法剛剛出臺、實施，馬上就遭到朝內(nèi)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nèi)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于學術(shù)、道德上的爭論，神宗則講求道德與功名并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口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釋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并繼續(xù)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于守舊勢力的斗爭中，神宗始終支持王安石，甚至不惜罷退一批非常有名望的大臣，如文彥博和富弼。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quán)力，于是，農(nóng)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后頒發(fā)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宋神宗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持。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持與配合，王安石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正確決策，保證了變法的成功，這對于改善當時的社會生產(chǎn)條件，增強國力，具有積極的意義。

    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并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觸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嚴重，守舊勢力的進攻就越猛烈。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天氣大旱，很長時間沒有下雨，朝廷內(nèi)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借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這一次圍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為首的外戚參與反對變法，不能不對神宗產(chǎn)生巨大影響。至此無論是朝廷大臣還是后宮都在說變法的壞處。四月，宋神宗終于在曹后、高后哭訴的情況下，罷免了王安石的相位，改知江寧府，變法遭受了重大的挫折。雖然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啟用王安石，但隨著守舊派勢力的增強，變法派內(nèi)部意見的分歧，宋神宗對王安石專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所以王安石沒有把變法再向前推進。熙寧九年（1076年），天上出現(xiàn)彗星，守舊派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他對王安石說：“聞民間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出判江寧府。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宋神宗向守舊勢力妥協(xié)的結(jié)果。其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獲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并沒有變。他一邊安撫守舊派的大臣，啟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chǔ)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元豐三年八月，宋神宗正式啟動管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lǐng)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jiān)各官皆實際任事。并采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發(fā)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現(xiàn)了宋神宗維持新政，繼續(xù)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gòu)架。

    宋神宗在元豐年間強化軍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對外增強遼、西夏的戰(zhàn)斗力，并鎮(zhèn)壓各地的武裝反抗，鞏固統(tǒng)治。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沒有任何實際效果。在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對西夏的包圍，史稱“熙河之役”。元豐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內(nèi)亂，宋神宗以為有機可乘，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圍靈州城（今寧夏青銅峽東）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軍因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后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1082年），宋神宗又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筑永樂城，謀攻占西夏橫山地區(qū)，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西夏發(fā)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zhàn)死。宋軍兩次戰(zhàn)敗，損失軍兵、民夫及助戰(zhàn)的羌兵數(shù)十萬人。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雄心大志的宋神宗由于西北邊境軍事上的失敗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一病不起而去世。神宗在位17年，致力于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的目標。他支持王安石變法，抑制了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使自耕農(nóng)的生產(chǎn)條件得到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大改善。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于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確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