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上有“唐宋八大家”的稱謂,是指在唐代和宋代最為著名的八大文章大家,他們代表著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在這八位中,其中有六位在宋代,可見宋朝時文學的鼎盛。
曾鞏(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西)。自稱“家世為儒”,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小時候讀書勤奮,而且記憶力驚人,在其居住縣城的南邊有個“讀書巖”,相傳就是他讀書的地方。12歲作《六論》,一揮而就,言簡意賅,氣勢雄渾,得到歐陽修的贊賞,從此名聞四方。在其青年時,曾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賽事文往來,并將王安石推薦給當時的參知政事歐陽修。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
曾鞏在嘉佑二年(1057年)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后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zhàn)國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著“敘錄”。熙寧二年(1079年)先后在齊、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在任期間,秉公辦事,剛正不阿,頗有政績。元豐三年,在去倉州任知府的時候,路過京師,宋神宗召見時,他提出節(jié)約為理財之要,頗得神宗賞識,留三班院供事。元豐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學,委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但是沒有完成。元豐五年,曾鞏拜中書舍人。次年卒于江寧府。理宗時追謚文定。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xù)元豐類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鞏的思想屬于傳統(tǒng)的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主張發(fā)展農業(yè)和廣開言路。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yè)。
曾鞏的散文創(chuàng)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先道而后文,但比歐陽修更側重于道。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短普摗肪褪瞧渲械拇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顯理,語言婉曲流暢,節(jié)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述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且不失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都臍W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zhí)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煉,結構十分嚴謹。《戰(zhàn)國策目錄序》論辯入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掃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贊嘆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土,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曾鞏同時也擅長寫詩,其中有四百多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五古《追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fā)出”暴吏體宜除,浮費可削“的呼聲。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多數(shù)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愈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晰。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稇(zhàn)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薄!稇(zhàn)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借以“辯章學術,鏡考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收集篆刻五百卷,名為《金石錄》。
曾鞏還培養(yǎng)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yè)于他!端卧獙W案》云:“陳無已(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意義加備,無已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魁、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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