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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一代偉人毛澤東與平頂山的淵源不少，著名的如關(guān)于“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批示，但也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今擷取部分與大家共饗。 

    毛澤東關(guān)于“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批示手跡被刻碑立在郟縣廣闊天地鄉(xiāng)政府院內(nèi) 

    青年毛澤東讀韓愈《貓相乳》而識郟縣馬隧

    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收錄有1913年10月至12月毛澤東在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的課堂筆記《講堂錄》。保存下來的《講堂錄》共47頁一萬多字，全部為當年毛澤東用小楷書寫而成。前11頁為抄錄屈原《離騷》、《九歌》全文。后36頁主要是國文、修身等課程的聽課筆記，涉及先秦哲學、楚辭、漢賦、唐宋古文、宋明理學及明清思想家等，范圍很廣。其中對國文課學習韓愈《貓相乳》一文的筆記中記道：“《貓相乳》，北平王馬燧也。”

    馬燧(726—795)，唐朝名將，字洵美，汝州郟城(今河南郟縣)人，學兵書戰(zhàn)策，沉勇多智略。安祿山反唐時，馬燧勸說留守范陽(今北京城西南)的叛將賈循倒戈，事敗逃脫。唐寶應年間，歷任鄭、懷、隴三州刺史，皆有政績。后因戰(zhàn)功卓著于興元元年(784)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

    韓愈三歲喪父，由伯兄韓會撫養(yǎng)成人，而韓會與馬燧的哥哥馬炫私交甚好。因有這一層關(guān)系，韓愈是在求得馬燧的舉薦下，才名噪京師考中進士的�！敦埾嗳椤匪�稱：“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于仁義者也，其感于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舉，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為韓愈有感而發(fā)。青年毛澤東讀韓愈《貓相乳》而識郟縣馬隧。

    毛澤東評價魯山任應歧為愛國人士 

    任應歧，字瑞周，河南省魯山縣人。1927年1月，任應岐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1930年中原大戰(zhàn)后，任應歧受到蔣介石排擠，兵權(quán)被剝奪，所部被瓦解。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針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對日妥協(xié)政策，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推動下，任應歧積極參加反蔣抗日活動，聯(lián)絡抗日人士策劃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11月，與吉鴻昌一起被國民政府以”擾亂治安、加入共黨、危害民國”罪殺害。1939年，抗戰(zhàn)進入艱苦卓絕的相持階段，6月10日，毛澤東要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堅定信心抗戰(zhàn)到底的報告，為此特準備了一個報告提綱。這就是后來收錄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中的《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及結(jié)論提綱》。在這個報告提綱的第二部分《抗戰(zhàn)的前途》中，毛澤東說了下面一段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國民黨全黨投降帝國主義，舉行反共戰(zhàn)爭。然而還有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堅持革命，沒有叛變。九一八以后，有馮玉祥，有蔡廷鍇，有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有吉鴻昌、任應岐，有張學良、楊虎城，有陳濟棠、孫科。”毛澤東這個報告所褒獎的14位“堅持革命，沒有叛變”的愛國主義人士中列有任應歧的名字。

    毛澤東兩論歷史上發(fā)生在葉縣的昆陽之戰(zhàn)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卓越的軍事理論家和指揮家，他在延安寫的軍事著作中兩次論及兩漢之際發(fā)生在葉縣的“新漢昆陽之戰(zhàn)”。

    昆陽之戰(zhàn)是王莽新朝末年（23），以綠林農(nóng)民起義軍為主體的劉玄漢軍，在昆陽（今河南葉縣）地區(qū)大破王莽新朝軍隊主力的反擊戰(zhàn)。劉秀以昆陽守軍鉗制強敵，再以精干三千援軍搗敵要害，大破王邑主力。昆陽之戰(zhàn)是綠林起義軍推翻王莽政權(quán)的一次戰(zhàn)略性決戰(zhàn)，也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一個典型戰(zhàn)例。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其所著《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54頁）中，有這樣一段論述：“中國戰(zhàn)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大戰(zhàn)、新漢昆陽之戰(zhàn)、袁曹官渡之戰(zhàn)、吳魏赤壁之戰(zhàn)、吳蜀彝陵之戰(zhàn)、秦晉淝水之戰(zhàn)等等有名的大戰(zhàn)，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fā)制人，因而戰(zhàn)勝的。”毛澤東講到的“合此原則”為戰(zhàn)略退卻原則，即劣勢軍隊處在優(yōu)勢軍隊進攻面前，為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有計劃的戰(zhàn)略步驟。而非一味強調(diào)“御敵于國門之外”，搞軍事冒險主義。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中再次論到“新漢昆陽之戰(zhàn)”：“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yōu)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zhàn)、楚漢成皋之戰(zhàn)、韓信破趙之戰(zhàn)、新漢昆陽之戰(zhàn)、袁曹官渡之戰(zhàn)、吳魏赤壁之戰(zhàn)、吳蜀夷陵之戰(zhàn)、秦晉淝水之戰(zhàn)等等……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yōu)勢而獲勝。”歷時8年的持久抗戰(zhàn)正是在毛澤東借鑒包括昆陽之戰(zhàn)在內(nèi)的歷史經(jīng)驗所闡述的軍事思想指導下取得勝利的，即便后來的解放戰(zhàn)爭也是一樣。昆陽之戰(zhàn)的成功使毛澤東對劉秀留下了好的印象，在讀書筆記中給了劉秀三個“最”：中國歷史上最有學問、最會打仗的一位皇帝，還是最會用人的一位皇帝。

 
    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對伏牛山東麓地區(qū)給予高度關(guān)注

    平頂山境域地處中原腹地伏牛山東麓。這里背依豫西山地，面瞰黃淮平原，左控河洛，右綰江漢，進可攻，退可守，具有“得伏牛山東麓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軍事戰(zhàn)略樞紐地位。身為戰(zhàn)略家的毛澤東對此了若指掌，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毛澤東對伏牛山東麓給予了高度關(guān)注。

    1944年4、5月份侵華日軍發(fā)動河南戰(zhàn)役，一舉侵占豫西。毛澤東不失時機地命令：八路軍皮徐支隊南下豫西開辟以汝州大峪為中心的豫西敵后抗日根據(jù)地，新四軍黃林兵團北上豫中開辟以舞陽南部山區(qū)（今舞鋼市）為中心的豫中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迅速建立起以王樹聲為司令員、戴季英為政治委員、劉子久為副政治委員的八路軍河南軍區(qū)，和以韓鈞為司令員、劉子久為政委的第二軍分區(qū)。1945年2月初，國民黨軍第一戰(zhàn)區(qū)代司令長官胡宗南致密電于蔣介石，稱：去年八月以來，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部隊向黃河南岸“竄擾”，再過兩月豫、魯、皖、冀將均非我有。建議從速加以“清剿”。此密電被中共情報部門截獲后，毛澤東立即于1945年2月11日以中央軍委名義轉(zhuǎn)發(fā)王樹聲、戴季英，提醒他們注意應對策略：“上件轉(zhuǎn)給你們參閱。估計到國民黨的官僚主義，加以兵力不夠分配，胡宗南計劃未必能充分實現(xiàn)。但我王戴、皮徐、劉韓三部，在王戴統(tǒng)一指揮下應在豫西豫中兩區(qū)，于最近數(shù)月內(nèi)，掃清頑偽，發(fā)動民眾，建立比較鞏固之根據(jù)地，然后相機南進，打通五師聯(lián)系，以防胡軍之進攻。軍委，丑真。”

    解放戰(zhàn)爭打響后，毛澤東于1947年9月13日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賡、謝富治、韓鈞電：“秦縱除以一個旅(或一個團)位于新安以東鉗制洛敵六十四旅等部外，秦率主力應即向東南方面發(fā)展，相機攻占伊陽、臨汝、魯山、寶豐、郟縣、方城、南召等薄弱據(jù)點，迫使洛敵主力(整三師)向東南救援。”18日，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賡、謝富治、韓鈞電：“請令秦基偉主力(兩個旅)由伊陽向東，相機攻占臨汝，然后由臨汝向東南，以一個旅相機攻占郟縣、襄城、寶豐、葉縣，威脅許昌，吸引整三師及一二四旅向該方面救援。該旅即留在上述各縣，與救援之敵周旋。以另一個旅相機攻取魯山、南召縣城后，迅即轉(zhuǎn)至盧氏、嵩縣、伊陽、魯山、南召、內(nèi)鄉(xiāng)六縣交界，即伏牛山地區(qū)縱橫二百里內(nèi)外，展開鄉(xiāng)村工作，剿滅民團、土匪，發(fā)動群眾，建立游擊隊，創(chuàng)造該縱后方。”10月3日為中央軍委起草復陳賡、謝富治、韓鈞并告陳毅、粟裕、劉伯承、鄧小平電，對陳謝兵團殲滅第64旅大部，收復新安甚慰，認為他們上月29日電提出以主力進至洛陽西南伊、洛兩河之間，調(diào)動并伺機殲敵的意圖是好的，望依情況臨機決定。并指示：“總以于一個月內(nèi)各個殲滅李鐵軍諸旅，并攻占洛陽、鄭州之線以南，魯山、葉縣之線以北，平漢以西諸縣為目標。”一連三封電報命令陳賡、謝富治率領(lǐng)的太岳兵團挺進豫西，目標鎖定伏牛山東麓地區(qū)臨汝、魯山、寶豐、郟縣、葉縣，志在必得，志在速得。陳謝兵團按照中央軍委命令占據(jù)伏牛山東麓地區(qū)，開辟出豫陜鄂解放區(qū)，為1948年劉鄧大軍轉(zhuǎn)出大別山，立足寶豐，綰轂中原，奠定了根基。

    毛澤東為郟縣作批示，為魯山報題寫報頭

    1955年9月4日，中共河南省許昌地委農(nóng)村工作部主辦的《互助合作》上,刊登一篇介紹郟縣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中大李莊鄉(xiāng)7名未能升學的初中畢業(yè)生和25名高小畢業(yè)生回村當上農(nóng)業(yè)合作社會計或者記工分員的文章《在一個鄉(xiāng)里進行合作化規(guī)劃的經(jīng)驗》。此文受到時任農(nóng)業(yè)部副部長廖魯言的重視，特意將之呈送毛澤東閱示。正在運籌中國農(nóng)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對此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認為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參加合作化運動，對農(nóng)村社會主義改造健康發(fā)展意義重大，遂在這篇文章上批示道：“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學生和高小畢業(yè)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nóng)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nóng)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隨后，這個批示連同這篇文章被收入《中國的農(nóng)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成為上世紀六十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理論指導。郟縣大李莊鄉(xiāng)也因之取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并成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全國關(guān)注的樣板。

    1955年3月，魯山縣辦了一份《魯山報》,報紙的總編由縣委書記擔任。1958年5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的魯山代表、全國農(nóng)業(yè)勞動模范文香蘭接到赴京出席八大二次會議的通知。縣委書記交給文香蘭一張寫著“請主席給俺寫個魯山報報頭”的字條，委托她到北京后擇機呈遞到毛主席手上。5月5日大會開幕那一天，代表們按照姓氏筆畫排座位，文香蘭排在第三排。但文香蘭只是個20多歲的農(nóng)村小姑娘，心里直犯憷，試幾試未能將字條遞上主席臺。直到第三天，文香蘭看到有人正向主席臺傳字條，也把字條遞給了前排的人，前排的人將她的字條一遞一傳到了主席臺上，由執(zhí)行主席將字條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打開字條看了一眼，也沒有吭聲，就隨手放在一旁的資料里。接下來的幾天，文香蘭也不敢多問，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直到閉幕的時候，文香蘭已經(jīng)拿到了返程的車票，主席題字的事情還是沒有一點消息。文香蘭回到居住的前門飯店，大會秘書處一名工作人員找到她，交給她一個信封。她打開一看,毛主席親筆題寫的魯山報報頭呈現(xiàn)在眼前。那是一張16開宣紙，主席寫的“魯山報”三個字，豪放酣暢、遒勁有力。文香蘭激動萬分，回到魯山之后，縣里還專門開了大會，慶祝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為魯山報題寫報頭。

    毛澤東三提《香山記》

    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吃齋念佛，信仰觀音，十分虔誠。韶山毛澤東故居堂屋正中神龕就是供奉觀音的地方。1959年毛澤東回韶山，曾指著神龕風趣地說：“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這個“工作”就是給觀音上香擺供食。母親的樂善好施在毛澤東幼小心靈上留下了深刻印記。他后來回憶母親時說：“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愿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時，她常常給他們飯吃。”

    少年毛澤東被父親送入私塾接受啟蒙教育，6年間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功底。13歲輟學在家，白天“做一個成人的全部工作”，晚上除幫助父親記賬外，“還能繼續(xù)讀書”，“我一有機會，就吞咽一切我所能夠找到的東西”，他后來回憶說，由于母親對觀音的信仰，少年毛澤東亟欲知道觀音的身世來歷，就找來一本明人羅懋登寫的《觀世音修行香山記》閱讀。羅懋登是明朝萬歷年間人，其《香山記》傳奇是依據(jù)河南汝州寶豐香山寺《香山大悲菩薩傳》碑文所載漢化佛教觀音本生故事創(chuàng)作出來的。羅懋登《香山記》傳奇的開場白說：“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這句開場白在少年毛澤東的頭腦里留下深刻記憶。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么出身。頭兩句叫‘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1963年5月8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又說：“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這是描寫妙莊王女兒的一本書，頭兩句就是這樣。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莊王的女兒如何如何。”1964年3月8日，當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匯報在工作方法上落實“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十分有效時，毛澤東說：“我四五十年前看過這本書，頭兩句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次提到《香山記》開場白這兩句話，是把它上升到哲學層面作為抓主要矛盾工作方法的生動例證來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