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雄心萬丈涉世未深的書生變成歷經滄桑的半老之人,從封丘縣尉到入刑部待郎、封散騎常待渤海侯,命運、仕途、理想,通過他的滿腹才學和悲天憫人的情懷,向人們展示了一位崇尚先賢之風、圣人之舉,不茍同于腐朽制度、合流世俗的高士的精神和風范。
殷璠在《河岳英靈集》里評高適的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也就是詩的情意真摯,并且氣勢充沛!斗馇鹂h》很能體現(xiàn)這個特點,全詩運用質樸自然、毫無矯飾的語言,緊扣出仕后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直抒胸臆,一氣呵成。全詩4段,不堪做吏是全篇的主旨。開頭4句,從高處落筆,自敘本來面目,說明不堪做吏的原由,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從客觀現(xiàn)實表達不堪做吏的實情,與第一段形成強烈的對照,感情轉為沉痛壓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內容,表明擺脫這種不堪、提出棄官歸隱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轉急收,因一時不能擺脫做吏的客觀礙難,也就更加向往歸隱,與第一段遙遙照應,結構嚴謹而又波瀾起伏,感情奔放而又收放自如。
在任職封丘期間,高適很難安心縣尉這份工作,只得通過不斷創(chuàng)作來打發(fā)時光。他初次送兵到薊北,寫詩道:“積雪與天迥,屯軍連云愁。誰知此行邁,不為覓封侯。”他還寫了《送青夷軍入居庸三首》、《答侯少府》、《薊中作》等詩,描述他愁悶、惆悵的心情。他和杜甫、岑參等詩友到國都長安同登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寫了一首《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盛時慚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焉可游放。”意為在盛世不能像西晉阮籍一樣消極遁世,官職雖小應該學習周防。據(jù)史載,周防16歲就做了汝南郡一名小吏,后皇帝視察到汝南,召所有官吏考試四書五經,因周防特別能誦讀,為此升為郡守。高適很想報效國家,但又沒有這樣的機遇,只好歸隱。
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冬,高適奉命出了一趟官差,自封丘送新兵赴清夷軍。清夷軍是范陽節(jié)度所統(tǒng)九軍之一,屯駐于今河北懷來東南。經過幾個月的跋涉,他出了居庸關,當年年底來到位于燕山山脈的一個小鎮(zhèn)。除夕之夜,鎮(zhèn)上響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聲。寒風從旅舍的門窗縫隙中鉆進來,吹得油燈忽明忽暗,寒冷、孤獨和深深的思念故鄉(xiāng)、思念故友之情侵擾著他。他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于是坐起揮筆賦詩一首:“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凄然。故鄉(xiāng)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除夜作》)
從一個雄心萬丈涉世未深的書生變成了一個歷經滄桑的半老之人,然而命運之神似乎還沒有垂青這位志大心高的詩人。不光是他,他的朋友們也大都命運不濟,仕途不順。他不禁想起了開元23年(公元735年)那個雪花飄飄的冬日,在長安與他一起“旗亭畫壁”的摯友王昌齡和王之渙。如今,王昌齡被貶到偏遠的南方__去做縣令,而王之渙早在8年前就永遠地離開了他們。他又想起了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初秋與李白、杜甫共游梁宋的美好時光。那時,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出了長安,來到洛陽,與杜甫相遇。李白要回老家,杜甫要到大梁(開封)辦事,于是兩人相約攜手共游大梁,他們在那里邂逅了高適。李白和高適恃才傲物的性格相近,李白比高適年長1歲,杜甫比高適小10歲,尚沒有名氣,但渾身才氣橫溢,憂國憂民。他們一見如故,共同游歷了大梁的“古吹臺”、“琴臺”,李白留下了著名的《梁園吟》,高適留下了《古大梁行》。然后,3人又共同來到宋州,游覽閼伯臺、梁苑等古跡。他們還同睢陽太守共同馳獵,飲酒作賦,很是逍遙。3位大詩人共游梁宋,被后世稱為文學史上的佳話。而這次相會,是李白和杜甫一生中唯一一次相聚,被聞一多稱為“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3位大詩人在短暫的相聚時光里,談詩、談人生、談理想,談立功、立言、立德這些讀書人的最高理想。他們“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酣飲豪歌,慷慨懷古,在獵獵秋風中譜寫了一曲中國文學史上的華彩樂章。他忽然又想起了他的恩公——睢陽(今河南商丘南)刺史張九皋。張九皋是前任宰相張九齡的弟弟,一直在京任職。張九齡被貶為荊州刺史后,他也被外放,歷任安康、淮安、彭城、睢陽(宋州)等地刺史。張九皋在睢陽刺史任上,讀到了高適的詩,發(fā)現(xiàn)高適是個人才,對他很是推崇,延為坐上賓。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唐玄宗開有道科,詔令各地地方官推薦有才者,到京經過考核后授予官職。張九皋不失時機地推薦了高適,并把高適的詩呈給唐玄宗。高適的好朋友顏真卿這時也在京做官,把高適的詩編成一個集子,發(fā)給朝中的顯貴。高適一下子引起了朝廷官員們的注意。唐玄宗下詔令高適進京謁見。等待了30年的機會終于來了,高適抑制不住興奮的心情,晝夜兼程,在炎炎夏日,很快趕到了長安。然而,由于奸相李林甫、陳希烈當權,即使高適違心地給他們獻上了頌詩,但仍沒被重用,只給了他一個封丘縣尉的小官。高適思前想后,一夜沒有合眼。次日清晨,當小鎮(zhèn)上到處飄蕩著賀歲聲、祝福聲的時候,他帶著青夷軍又上路了。送兵期間在邊地的所見所聞,令高適感到憤慨失望至極,并促使他下定去職的決心。在完成送兵的任務之后,高適于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春南返封丘,接著便毅然辭去了封丘縣尉的職務。“安史之亂”禍起,他助河西節(jié)度使哥舒翰守衛(wèi)潼關,任掌書記。潼關失守后,他只身逃走,之后參與唐玄宗、唐肅宗的重要謀略,深得賞識,被賜官待御史。曾任淮南節(jié)度使、彭州、蜀州刺史、河西節(jié)度使,入刑部待郎,封散騎常待渤海侯。在封丘3年,高適一直處于出仕和歸隱的矛盾中。雖然生活貧困,作風卻非常豪俠浪漫,游歷甚廣。他的名篇《邯鄲少年行》、《古大梁行》等都充滿豪士俠客的肝膽意氣。就是贈別朋友的一些詩也寫得豪邁動人。如《別韋參軍》中說:“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又如《別董大》中言:“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類詩和他的邊塞詩一樣,言辭間憂戚而不絕望,豪言放達之中飽含對民間疾苦的眷眷關注之心。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的一天夜里,高適安靜地離開了人世。詩人65年的生命就像那已經耗盡的燈油,又像天上的一片薄云,被一陣風吹走了。而他留下的200多首氣勢恢弘的詩篇,卻永久地流傳下來,深深地影響著后世的人們。他死后獲贈禮部尚書銜,成了唐代職位最高的詩人。高適的一生就像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詩篇,他少年時胸懷大志,卻命運多舛,懷才不遇,直到50歲后才時來運轉,獲得了實現(xiàn)抱負的舞臺,仕途上大有起色,10年10遷。他崇尚先賢之風、圣人之舉,不茍同于腐朽制度、合流世俗的修身之道,其詩篇現(xiàn)實主義更盛于浪漫主義的批判精神,都值得后人津津稱道。慶幸封丘歷史上出現(xiàn)過這樣的文人明仕,以及留給后人無限懷念的那詩、那事、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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