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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樓酒旗三百家
        我判斷一個歷史時期是不是商業(yè)繁榮、市民享有自由生活，有一個比較偏頗的測量辦法：看這個時期的酒肆是否發(fā)達。——仔細一想，這中間其實并非沒有道理：首先，酒是一種由糧食釀成的非剛需消費品，如果生產力低下，經濟落后，人們就不會浪費糧食釀造商品酒，自然也不可能出現(xiàn)發(fā)達的酒業(yè)。其次，酒是一種飲用后能釋放激情、制造興奮的飲品，人們極容易酒后失言，如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趨嚴，就會傾向于禁酒，或者市民自覺地不敢聚飲。
        宋代酒肆十分發(fā)達，你展開描繪北宋汴京繁華的《清明上河圖》長卷，酒樓、酒旗隨處可見,畫面最氣派的要算城內的“孫羊正店”，僅“彩樓歡門”(宋代的酒樓為招徠客人，通常用竹竿在店門口搭建門樓，圍以彩帛，這叫作“彩樓歡門”)就有三層樓高。宋人追憶汴京繁盛的《東京夢華錄》則說:“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shù)，其余皆謂之腳店。”七十二戶正店中，樊樓無疑是最豪華的酒店,“飲徒常千余人”，可以接待一千多名客人。樊樓也是東京城最高的地標建筑，登上頂樓，便可以“下視禁中”，看到皇宮之內。
        南宋臨安的酒業(yè)發(fā)達程度，半點不亞于北宋汴京。一首小詩寫道:“都人歡呼去踏青，馬如游龍車如水。三三兩兩爭買花，青樓酒旗三百家。”記錄南宋都城繁華的《武林舊事》收錄了一份杭州馳名酒樓的名單，包括和樂樓、中和樓、太和樓、和豐樓、春風樓、西樓、太平樓、豐樂樓等官營酒店，以及熙春樓、三元樓、賞心樓、花月樓、日新樓、五間樓等私營酒樓。其中太和樓有300個包廂，每日可接待客人3000名:“太和酒樓三百間，大槽晝夜聲潺潺。……席分珠履三千客，后列金釵十二行。”至于尋常酒家，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了。
        宋代當然不獨大都市酒樓林立，即便是偏僻鄉(xiāng)村，也有賣酒的小店。“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邊。白板凳鋪賓客坐，須籬笆用棘荊編。破甕榨成黃米酒，柴門挑出布青簾。更有一般堪笑處，牛屎泥墻畫酒仙。”《水滸傳》中的這首小詩，并非小說家的向壁虛構，很多宋詩都描繪了宋代鄉(xiāng)村“處處吟酒旗”“處處村旗有濁醪”的景況，跟“無酒肆，亦無游民”的明初鄉(xiāng)村相比，明顯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
        從商品酒的產量也可以想象宋朝酒業(yè)的發(fā)達。宋史學者李華瑞先生曾經根據北宋熙寧十年的酒課總額，估算出這一年市場上流通的商品酒至少有1.59億斗，釀造這批酒需要消耗大米1600萬石。1600萬石大米是個什么概念？以一人一年需6石口糧計算，1600萬石米可供260多萬人吃上一整年。而宋代釀酒的原料，基本上都是通過市場獲得，如果不是生產力大為提高、商業(yè)網絡發(fā)達，怎么可能有這么多的剩余糧食流入市場？
酒店銀器競華侈
        宋朝城市中的酒店，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正店，即擁有釀酒權的大酒店；腳店，即沒有釀酒權、需從正店批發(fā)酒的酒店；撲戶酒店，即小型的零賣酒店。
        為吸引更多的顧客上門，正店、腳店乃至撲戶，都極重視做廣告。在酒業(yè)集中的汴京九橋門街市，“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此處的“繡旆”，即酒旗、酒簾子。光有酒簾子還不夠，一些酒店還打出“燈箱廣告”。《清明上河圖》中的“孫羊正店”大門前，有三塊立體招牌，分別寫著“孫羊”“正店”、“香醪”字樣，這三塊立體招牌，便是燈箱廣告。由于這種廣告牌應用了照明技術——內置蠟燭，夜間明亮照人，特別引人注目。畫中虹橋附近還有一家“腳店”，門口也放置了一個燈箱廣告，上書“十千”“腳店”四字。“十千”為美酒的代稱，如唐詩有云:“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燈箱廣告在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不過是尋常事物，但許多人未必知道宋朝已出現(xiàn)了燈箱廣告的形式。今日在日本、韓國一些地方，還保留著這種古老的廣告，古香古色，別有風味。
        擁有釀酒權的酒店還會雇請妓女代言新釀的美酒。恰如一首宋詩所描述:“錢塘妓女顏如玉，一一紅妝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為，八月皇都酒新熟。”這些妓女之所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因為要給新酒做廣告。原來，每到新酒出爐時，杭州的大酒店必大張旗鼓：用長竿掛出廣告長幅，上書“某庫選大有名高手酒匠，釀造一色上等醲辣無比高酒，呈中第一”之類的廣告詞；又“頒發(fā)告示，邀請官私妓女、鼓樂隨行，諸行社隊，迤邐半街，街市往來，無不圍觀”，類似于今日的公司邀請演藝界明星來代言產品。
        在宋朝的酒店飲酒，當然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北宋京師的大酒樓，“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余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shù)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只要客人掏錢，就可以請妓女陪酒。南宋杭州的酒店，也是“每處各有私名妓數(shù)十輩，皆時妝袨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春滿綺陌，憑檻招邀”，飲客登樓，點名妓女歌舞佐酒，叫作“點花牌”。
        酒店的服務也非常周到�？腿艘惶と刖频�，立即便有小二迎上來招呼座位、寫菜名，你想吃什么，隨便點，“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酒店廚師必須“記憶數(shù)十百品(菜譜)，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制造供應，不許小有違誤”；伙計若是服務不周，被客人投訴，則會受到店老板叱責，或者被扣工資、炒魷魚，“一有差錯，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罵，或罰工價，甚者逐之”。
        高級的酒樓，都使用珍貴的銀器，給予客人一種很尊貴的待遇。在汴京，“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臨安也一樣，酒樓“各分小閣十余，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支銀盞，亦有數(shù)般菜”。
        如果客人到酒店喝過兩三回酒，成了熟客，酒店還會給予完全的信任。倘若家里來了客人要招待，想到酒店打壺酒，買幾個小菜，酒店可以放心地將價值三五百貫的銀制酒器借給客人。“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大意為：貧下人家前來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銀器供送，對連夜飲酒者，次日才將銀器取回，也不用擔心有人侵吞這些珍貴的酒器。這是非常難得的社會信任。
        宋朝大酒店通常都是二十四小時營業(yè)，“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風雨暑雪，不少減也”，“白晝通夜，駢闐如此”。酒樓的熱鬧喧嘩，甚至讓皇宮都顯得黯然失色。宋筆記《北窗炙輾錄》載：“一夜，(宋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市井的繁榮將豪華的皇宮襯托得冷冷清清，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吧，在后來的朝代也極少聽說了。更難得的是，宋仁宗明白，唯有保持節(jié)制權力，民間才能維持繁華。
本文來自《生活在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