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級頂層戰(zhàn)略的“一帶一路”，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fā)展的旗幟，積極發(fā)展與沿線國家的經(jīng)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jīng)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重大舉措。
有學者指出2000多年前，出現(xiàn)了一條舉世矚目的絲綢之路，但這條路可不是人們修出來的，而是人們一步步“走出來”的，為什么那個年代的外國人要披荊斬棘，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中國？原因可能很簡單，即那個時候的中國是有極大魅力的，有這些沿線國家最需求的東西：一個是有形的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等；另一個是無形的產品，如先進的文化、思想、理念、制度、價值等，進而認為“一帶一路”不僅“是一個給各方帶來實惠、令人震撼的經(jīng)濟事件”，更是“一個備受關注、引起共鳴、令人稱道的文化事件”。
這一“文化經(jīng)濟學”案例的源頭，或者說這一“歷史符號”的源頭在哪兒呢？
我們知道，以陸路交通為主的絲綢之路的起始點和目的地城市，非漢唐的西安和洛陽莫屬。而海外貿易始起的宋代中國，海路和陸路兼?zhèn)涞?ldquo;一帶一路”中心城市，必然是都城開封。筆者這么講，有沒有佐證之例呢？當然不會空穴來風。
早期陸路的古代“絲綢之路”，輸出貨物似應以絲絹和茶為主，當宋代的海外貿易繁盛之時，沉重的“瓷器”才便于漂洋過海。故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絡繹無窮”。海內外的華夷工商，外至東京開封干什么呢？當然既有經(jīng)貿活動，又有文化交流。
經(jīng)貿活動就要有物產基礎，就瓷器來講，雖然南方也不乏龍泉、建州等窯，但北方河南等地的五大名窯窯口更多。至于絲綢，有專家曾認為（北宋前的五代時期）“北方諸道絲織業(yè)遠不如江南”。河南大學宋史專家程民生教授的《河南經(jīng)濟簡史》以具體史實指出，五代時期的土貢絲織品（含絲布）“江南道有17州凡42種，河南道24州凡43種，河北道20州凡46種。也就是說，即使以土貢絲織品名稱而論”，江南道也不比中原腹地多。無疑到了宋代，中原和北方仍為盛產絲織品之地，故不可以今日眼光和觀念貿然推測北方不產絲或少有絲織品。而這些豐產的絲織品、瓷器必然是以都城開封為中心的商貿活動的主要商品。
至于茶葉，確為北方農產品之短。然則，宋代文人楊侃的《皇畿賦》對北宋茶葉外貿的情況有更生動具體的描寫：“復有咸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寰帶阓。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
這段話告訴我們，今天稱為通許的咸平縣，是宋代以宋真宗咸平年號命名新設立的縣。為了把咸平縣建好，皇帝下旨讓“將作監(jiān)”負責修建，縣衙等政府用房的規(guī)制比畿輔內其他的老縣城都高檔。特別是城里有條大河（今通許南北向的“惠家渠”即其遺跡），環(huán)城而過，上游連貫東京，由北而來，向南通江達海而去。這里漕運非常繁忙，河道里船只客來貨往、人聲嘈雜。南方茶商的千百只貨船為何常常聚集于此呢？他們早上在此卸空貨物，當晚就有上萬部車輛從這里裝上車，向西送出玉門關，向北送往長城以外。
由此可知，北宋時的蔡河（即惠民河，故至今通許一段仍叫“惠家渠”）北通汴京，南達淮河。皖南、江浙的茶商依靠這便利的水運將茶葉先運到咸平（通許），然后再走旱路，向西販到西域，向北運至朔漠。也就是說，開封府的咸平縣類似現(xiàn)代的“自由港”，溝通內河外海，充分支撐著東京開封城“一帶一路”的國際貿易功能。
可見，宋代開封在當年“一帶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見諸文字，而且在開封的社會生活和現(xiàn)存文物信息上都有確切的實證。
再如，在開封宋代繁塔的文物信息里，就有鮮明的史證。
第一，在開寶年間，為建造繁塔大量捐錢施物的，主要是福建、江浙沿海地方勢力的“平海軍節(jié)度使特進檢校太師陳洪進”“檢校司徒前漳州刺史陳文顥”“前順州刺史陳（空白）”“連州刺史任太保”“揚州節(jié)度使錢惟浚”和“建州蒲城縣章榮”等人物�？芍彼纬跫匆颜瓶禺敃r的泉州（平海軍）、漳州、連州（廣東）、建州（南平）、揚州 等沿海地區(qū)，奠定了開辟海上“絲綢之路”的條件。
為建造繁塔捐施者，遍及天南海北到京城來的官員、民眾各色人等。諸如，殿直侍衛(wèi)、縣君命婦、教坊樂師、洛京士人、齊州（濟南）客商、隨州（湖北）僧人、廬州（合肥）民婦、潁州船戶、高郵軍官、興元（漢中）隨使醫(yī)官應有盡有。 從地理上，近如陳留、尉氏、西華、太康、洛陽、汝州、陳州（淮陽）、許州、亳州、潁州（阜陽）、博州（聊城）、趙州（河北），遠如西川（劍南一部）、益州（四川陜南）、淄州、齊州（濟南）、升州（南京）等地人士都參與贊助修建繁塔。
繁塔還有北宋時期“秦州客郭扆施錢四貫文”的一條銘文信息。“秦州（天水）客郭扆”僅捐四貫錢出手不闊，說明他不是高官富商。今天，雖然不得而知天水的郭扆緣何盤桓于京城，但證明了北宋初開封與西部的熱絡聯(lián)系。
無獨有偶，繁塔銘文有一條“夏州番洛都知兵馬使李光文施”的信息。宋時夏州為“黨項”人藩落（番洛），西夏“黨項”人的文化遺物、遺跡今天已非常稀少，但直接在開封繁塔上發(fā)現(xiàn)，本身就有北宋初期與西夏人文交流的史證意義。
一位秦州客郭扆，一位夏州番洛都知兵馬使李光文，在開封的活動史跡，證明了什么呢？因為秦州、夏州等地是古陸路“絲綢之路”的跳板——必經(jīng)之地，也旁證了北宋時期的陸路“絲綢之路”也是非常暢通，交流也是非常頻繁的。
此外，在繁塔碑文信息中，不僅可見到泉州、漳州等海路口岸的節(jié)度使、前刺史各地方軍政要員在開封盤桓的信息。而且，在佛洞里還存有“交州□□使司馬桓”捐施的佛像磚以及“黎氏八娘”捐施的佛磚。這種地名和姓氏的指向性都證實宋初開封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與福建、兩廣的海上“絲綢之路”諸門戶港口的熱絡關系。
特別是，在塔身現(xiàn)存6923塊佛像磚中，有許多塊“行腳僧”形象的佛像磚。過去人們并不了解這位僧人，長期把他視為中國的“唐三藏”玄奘，實際上完全不對。
他“深目、高鼻、厚唇”，一副標準“西域人”的面孔，衣著棉、手牽虎，風塵仆仆、矢志不渝。他為文化交流而來，沒有這種深度的交流，開封繁塔就不可能出現(xiàn)這么多、這么準確逼真的“西域行腳僧”形象。
這塊佛磚的形象對宋代開封在古代“一帶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無疑是具有史證意義的文物。與之相照應的是《宋史》太祖本紀二，明確記載建隆三年三月，宋太祖曾詔“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賜錢三萬，游西域”。這說明宋初以佛教為媒的國際文化交流為官方所重視和鼓勵，這種交流又是伴隨古代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而開展的。
開封繁塔的這種歷史信息或實證說明今天的“一帶一路”舉措，確如學者所言是“一個備受關注、引起共鳴、令人稱道的文化事件”，宋代開封于1000多年前s就演繹過這樣的“文化經(jīng)濟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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