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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中數十兵卒，沒有一個像樣

        余輝認為，張擇端在《清》卷里描繪出龐大的社會場面、豐富的生活細節(jié)，不可能是遣興之作。“他所表現的、特別是反復表現的事物必定是他強調的問題，畫中充滿了他對周邊事物的好惡和期待。根據他畫什么、刪什么，可洞悉到畫家的政治態(tài)度與思想。”

        《清》卷中，“望火樓”無人把守形同虛設，“潛火兵”的營房改為飯鋪，軍巡鋪改為軍酒轉運站，河道無人巡航，滿船的私糧在京師囤積，督糧官卻無影無蹤，城門無人防守，胡人隨意進出，士兵精神懈怠……“畫中繪有810 多人，涉及各行各業(yè)，畫中繪有數十兵卒和馬弁，其中竟然沒有一個像樣的兵。這樣的描繪重重地鞭撻了懶惰的宋軍。其絕妙的諷刺性構思體現出畫家‘狡黠’的個性、黑色幽默的手段，飽含了他對當時社會的評定和批判。”

        余輝指出，張擇端在描繪徽宗朝初年商業(yè)繁榮的明線背后，交織著另一條看似熱鬧卻令人心悸的暗線：通過表現驚馬闖郊市為伏筆，鋪墊出全卷矛盾的視覺中心，船與橋的險情和橋上文武官員爭道交織成的矛盾高潮，還有前后出現的軍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渙散、國門洞開、商貿侵街、商賈囤糧、酒患成災等場景。張擇端以畫曲諫，提出對城防、安全、交通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憂慮。“張擇端充滿了善意，以曲諫的方式作畫，向宋徽宗告誡種種社會危機和國家隱患，以求及時挽回敗政。”

        大膽諷諫惜未奏效

        張擇端在畫中大膽暴露危機、針砭時弊，是什么讓他如此毫無顧忌？“這種政治勇氣來自于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即臺諫制度。”余輝說。

        北宋朝政從立國之始對諫者就采取比較寬容的態(tài)度，這來自于宋太祖“文德致治”的基本國策。北宋的諫言方式，越往后越激烈，參與者也越來越多，不僅有朝官諫上，而且還有雜劇家、畫家等藝術家參與，以文學藝術形式進諫的現象成為普遍。

        與此同時，北宋后期，貧富對立、亡國危機日益凸現，一種怨憤的情緒蔓延全社會，形成了百姓仇官、清官仇貪的憤懣之情，也浸透在北宋畫壇、文壇中。“隨著矛盾不斷尖銳，文學藝術家更加大膽、直接地參與抨擊時政的言論，表達民怨，其中最大的藝術特性就是增強了諷刺的藝術手段。”

        余輝認為，《清》卷中的諷諫因素不是孤立的，是徽宗朝戲劇和文學通行的表現手法，這是當時較為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所默認的，從側面體現了北宋朝政對言路的開放程度。“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員們對他的執(zhí)政提出意見，提得對的獎賞，提得不對的按大宋規(guī)矩不予追究。”

        “很遺憾，這件作品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余輝說，當時的宋徽宗迷戀精繪祥瑞和吉兆，他看出畫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將該圖賞賜給外戚向家，“他又錯過了歷史給予的一次機會”。